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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飞快看完了《每个人都会死,但我总以为自己不会》。作者是写柏拉图和鸭嘴兽去酒吧的那两个人(风格相当明显)。
蛮喜欢这样轻松愉快又不失刻薄(?)的阅读体验,但有时候会觉得中间插入的冷笑话确实太多了搞得正经内容看起来有点没头没尾。

搜了一下其他书,感觉作者自己的人生哲学其实多少是有点伊壁鸠鲁的味儿。
我自己是觉得,抑郁的时候很难不存在主义,但平静下来又觉得人生苦短,不如伊壁鸠鲁。
“先别死,我们先聊一聊死亡与自杀的哲学问题。”

今天开心的事是去看电影的时候被老板养的大肥猫挠了咬了,抱着我的手像在啃大鸡爪。
猫: :blobcatreeeeeee: :blobcatcheer:
我:🥺

看水牛城66觉得我好像男主😅
其实男女主的特性同时在我身上得到展示。比如像男主一样家里都是疯子于是自己也很容易应激,同时因为欠缺好的沟通交流导致容易钻牛角尖说话颠来倒去生怕别人听不懂。然后又像女主一样圣母+对奇怪的人抱有好奇心。
没说片子不好的意思,俺很喜欢。是男性对“被救赎”的美好幻想但我不觉得是男性凝视。我觉得对双方来说都是种理想。
一个是被爱、被包容的理想,另一个是投入爱、投射母性和保护欲而不用担心受到背叛和伤害的理想。

Men's desire objectifies women,
while women's desire personifies men.

大红灯笼高高挂才是惊悚类型电影的集大成者。
西方的电影将恶魔具象化,然而当the evil暴露在人的视觉范围内时它也就暴露了自己的immortality。在这里是一场平等的较量,而平等意味着化险为夷,意味着人的生命及其存在本身没有被动摇,反而在对他者的awareness中确立了自己的位置。西方的恐怖片伟光正就在这里,它主体上依然强调或暗示一种英雄主义和个人主义,而避开了“恐惧”的实质。
而大红灯笼这种片子恐怖就恐怖在the evil的隐形,它在场,同时缺席。
这不是一种柴郡猫式的、飘忽不定的absent presence,而是它从未现出原形却依然能在人的内在世界映射出自己的形象。主体通过周遭的符号与象征意识到一个全知全能的、利维坦式的大他者的存在,而大他者的隐形使得其缺少被直面、被批判、被打破的可能。
阁楼上的女人、灯笼、唱戏声都只是旁敲侧击而不直接指代the evil的符号,却同样能够在人心中建构起非人形甚至非形象性的“the evil”的表征——一个objet petit à,一个作为大他者之镜像的小他者,渗透人的欲望、以人的欲望为其存在的证据,同时作为大他者的代言者,暗示而不真正揭露大他者之存在。
这可以说也是一种对恐怖之archetype的回归:
西方电影将魔鬼具象化以试图理解和战胜它,东方电影让恐惧回归其原有的形象,即一个可感而不可见、不可言的daemonic state.

中二一点来说我现在活着是为了对抗父权制,虽然只是一种鲜花堵枪眼式的对抗。
我不明白我只是在做我认为对的事或“我想做”的事,为什么走到哪里都是刀片。
也许就像布迪厄说,男性秩序的力量体现在它无须为自己辩解这一事实上:男性中心观念被当成中性的东西让大家接受,无须诉诸话语使自己合法化。
我觉得坚持自己的秩序和话语实在很难,但你女性意识觉醒之后就很难再回去follow男性秩序。

Rhabarberbarbara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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