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仁女啊！啊！ @[email protected]

你确实什么都不知道，也只能被迫假装什么都不知道：不仅不知道失踪的维吾尔亲友到底在哪，刑期多长；更痛苦的是剩下还在外面的人需要假装一切如常。我一朋友失踪前已经有些预兆：会突然长达一周不回信息；偶尔出现时会说他一切都好不用担心，但是语音背景有些令人不安的声音；会突然话没说完就匆忙说“我有事下了，等一会回复”这个“一会”指的是一周后；最后说要去乡下看望亲戚可能长时间信号不好，之后彻底不见了。

有些共同的维吾尔朋友跟我说已经悄悄把他的微信删除了，因为怕连坐；我是汉族，尚不至于因为仅仅存着他的联系方式而被抓，但是我也什么都不能发。失踪比坐牢还惨——如果朋友坐牢，周围的人对他鼓励几句“加油，熬下去，我们等你出来”，不犯法吧？至少能探监吧？但是我在微信连“还好吗？希望你平安”都不能问，因为他失踪前的“剧本”是去看亲戚。如果我问了（很多维吾尔朋友都说这样的“重点人员”微信一定被监控），说明我知道他失踪了，说明我大概也知道了集中营这种事，这时候我的汉族身份估计也不太能保护我（不排除会被上门查手机和电脑，检查我有没有“对外抹黑中国”，即把这件事到处说，等等）。

所以，一切只能按照“剧本”走，周围的人只能遗忘，或强行假装他一直在乡下亲戚那里，过着一种认知扭曲、有失真感的“正常生活”（当然更多的人是直接消失音讯全无。我们至今不知道为什么这位朋友有特殊剧本。）一个已经“习惯了”这种事的维吾尔朋友安慰我：“如果你还要过好自己的生活，你只能当他死了。”他自己也被短暂拘留过两年，他平静地说：“我早已习惯了身边的人随时会失踪，自己也随时失踪这么一种状态。”到底是多“常态”，才会这样“习惯”？

在海外的维吾尔人寻找自己亲友时，总是会举印着他们大幅照片的海报和牌子；这次BBC泄漏的照片文件，也让人突然能直视一双双具体的眼睛。对于没有海外关系帮他们奔走呼喊的绝大部分全家都在国内的维吾尔人，失踪得没有一滴水花——不准呐喊，不准质疑，查无此人。每次偶尔点到一些长时间没更新的维吾尔族博主的社交软件页面，我都会默默祈祷他们只是退网了，现充了，但内心那个无法诉说的秘密的阴霾始终挥之不去。

现在才知道原来马友友有一位姐姐叫马友乘，也是很有天赋的孩子，11岁和7岁的弟弟一起给肯尼迪演出。可惜练琴到了11岁家里就断了她的小提琴课，只让她练钢琴，给弟弟做伴奏。后来虽然做了医生，但是一直没有停止对音乐的追求，现在从事音乐教育和搞乐团。
如果家里有好几个孩子，但是资源只够一个孩子“出人头地”的话，总有孩子会被牺牲。在华人家里多半是女孩子。

“馬友乘的小提琴演奏生涯等於在11歲就結束了，當時她只感到受傷與不解。1994年，她接受《紐時》訪問時曾說，小提琴「是我的聲音，我實在無法忍受（學習中斷），努力了這麼多，然後什麼都沒有了」。”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732/post/201907100065/

我们经常说，大家缺少的不是反抗，而是组织。这个注册小号抢首评给自己捧哏敲边鼓的行为，就是一种“组织”。它引导了看法，让“第一个表示支持”的顾虑消失，极大地降低了其他同样意见的人表达支持的门槛。
组织是为了有团队合作，暂时没有的话，我们就创造自己的团队，没毛病。
当然有效，他们搞水军减刑犯就是在干这个，哪怕活儿干那么糙，也起了作用。
而且我觉得大可以降低对开小号对自己表达支持这件事的道德洁癖——一人一票都没有的地方，开个小号支持自己说过的话有什么问题？我难道不配支持我自己？我觉得自己说得确实很对有什么问题！

这个在水军操作里面就是常见的评论引导，真的有用。

在医院里遇到一个女孩，她说自己被父亲强奸了，全家人都说她在胡言乱语说她有精神病就把她送进来，陪床的也是她父亲，还一直抢她的手机，跟医生说她拿到手机就会乱发消息。我问医生她的诊断，医生只是说还没出来，说她有被害妄想。我和女孩交流的时候，她的状态是很稳定且冷静的。她说她不敢报警，她没有证据，而且全家都说她是精神病她觉得警察肯定不会帮她。我说我或许可以找律师或者社工给她提供帮助，感觉她态度也比较消极，“没人能帮我，我现在只需要能有钱让我离开家，我的钱都被她们扣住了”。可能我再花些时间获得她的信任之后她会愿意多给我说些，但我很担心我出院之后还能不能和她保持联络，而且我自己现在的情况也很受限制，不知道能怎么帮助她。如果有医生愿意帮忙可能好一点但我也不信任这里的医生，好焦虑。

共青團中央真的會好意思放這種圖片

我觉得做中国人真是一种诅咒。这样浩瀚的星球啊，走到哪都逃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