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女兵,也是女人》
“干吗要来找我?你可以去跟我丈夫谈嘛,他可爱说往事了。指挥员叫什么名字,将军叫什么名字,部队的番号是什么,他全记得。可我不行,我只记得我自己,记得我自己的战争。虽然生活在人群中,但总是形单影只,因为在死亡面前,人永远是孤独的。我能记住的就是那种阴森恐怖的孤独感。”
我老家在车里亚宾斯克州,我家附近有各种金属采矿场。不知为啥总是在夜里搞爆破,只要爆破的炸药一响,我总是刹那间就从床上跳起来,头一件事就是抓起外套朝外跑,随便跑到哪儿去都行。这时妈妈就把我拽住,紧紧搂在怀里,像哄小孩一样地哄我:“睡吧睡吧。战争已经结束了。你已经回家了。”
“哎哟,姑娘们!谁都觉得你们可爱。可是打完仗一准没人敢娶你们。你们打枪打得那么准,要是摔盘子准会摔中人家的脑门心,还不把丈夫的命给要了!”
呃,一些共性....
您听我说,我还想到这样的问题。战争打了几年?四年。这么久啊……什么鸟儿啦、花儿啦,我全不记得了。其实,它们仍然是存在的,可是我确实想不起它们来。事情就是这般奇怪,是吧?……为啥要有彩色的战争电影啊?战场上一切都是黑色的。要说有另一种颜色,那就是血色,只有鲜血是红色的……
而这个真相,在我从小就熟悉的“我们是胜利者”的简短定论中却没有立锥之地。现在,仿佛发生了剧烈的化学反应:那些昂扬激情原来是一种最短命的物质,很快就消融于活跃而复杂的人类命运之中。
后来上面举办了护士训练班,父亲赶紧把我和一个妹妹送去。那年我十五岁,妹妹十四岁。爸爸逢人就说:“我是为胜利尽最大贡献了……献出我亲爱的女儿……”当时根本没有其他的想法。
你的女儿才不是你的所有物
1941 年年底,我收到阵亡通知书:丈夫在莫斯科保卫战中阵亡了,他是飞行中队长。我很爱我的女儿,但还是把她送给丈夫的家人抚养,自己就申请上了前线上前线的前一晚……我在女儿的小床边上跪了一整夜
他常对我们说,战争期间需要的是军人,只是军人。当然是需要军人……可是我也还想做美女嘛……整个战争期间我都很害怕,生怕腿受伤,我有一双美丽的长腿。
我一直打到了柏林,在德国国会大厦上写下几个大字:“我,索菲娅 · 孔采维奇,来到此地,是为了消灭战争。”我看到无名烈士墓,都会在墓前下跪。在每一个无名烈士墓前……都只是下跪,不说一句话……
我们是有追求的……我们不愿意人家这样说我们:“哈,瞧这些妇女!”我们比男人更加努力,还必须证明自己并不比男性差。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人们还是傲慢而居高临下地对待我们:“这些小娘们儿也去打仗了……”如何去做一个男人?成为男人是不可能的。我们的想法是一回事,我们的自然属性又是一回事。我们有生理特点……
我有时在采访后回到家,内心有一种想法挥之不去:痛苦就是一种孤独,像聋子一般地与世隔绝。有时我又感觉到,痛苦是一种特殊的知识类别,是人生中无法以另一种方式表达和保存的东西,我们尤其如此。我们的世界就是这样建立的,我们也是这样成长的。
对于我来说,什么是出乎意料的?就是她们谈论死亡比谈论爱情更直白。她们总是不把有些话说到底,好像在防止什么,每次都在某个界限处停住,警惕地守着底线。
两天之后,我们派到城里去的侦察员,带回了一个可怕的消息:队长全家人都被吊死了。就在紧接着这件事之后打响的那场战斗中,我们队长也牺牲了……没人清楚他是怎么死的,很出人意料。但我觉得,他是自己想去死……
我不想杀人,我不是天生就要杀人的。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教师。但是,当我看到法西斯怎样烧毁我们的村庄,我既不能尖叫,又不能哭出声来:我们那次是被派出执行侦察任务,恰好到了这个村子。我能做的,只有用力咬住自己的手,我的双手至今还留有那时候的伤疤,咬到手都出血,咬到肉里了。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人们是怎样尖叫,牲畜是怎样尖叫,家禽是怎样尖叫……我觉得连牛羊鸡鸭都发出了人的尖叫声。所有生命都在尖叫,痛苦地号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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