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妮佳而言，无法上前安慰朋友和搜查造成的伤害一样难受。她持续不断说：​“妈，她只不过是不懂我们的规矩，她才刚从美国回来—当他们逼我们践踏美国国旗，高喊美国去死，你想她会有何感受？​”我抱着她前后轻摇，拭去她柔嫩肌肤上的泪与汗时，她说了好几次“我讨厌自己，我讨厌自己”​。

即使在伊朗时，他们也和大多数同龄的孩子一样，对波斯音乐没什么好感。对于他们，波斯音乐就等同政治歌曲和军歌，他们会转向别处寻求娱乐。我惊讶他们在伊朗的童年对歌曲与影片的记忆，居然是大门乐队、马克斯兄弟 [1] 及迈克尔·杰克逊。

我们和所有正常的伊朗人一样，都有违法隐匿的事物。

我不得不说最高领袖自己对于性事可不是什么生手，”娜丝琳接着说，“我正在翻译他的代表作《阿亚图拉霍梅尼的政治、哲学、社会与宗教原理》”

“你知道和动物性交是解决男人性欲的一种方法？和鸡性交有个难题，我们得先自问，和鸡性交过的男人，事后可以吃那只鸡吗？我们的领袖把解答告诉了我们：不行，不论他自己或他家人或隔壁邻居都不行，但两户之外的邻居就可以。”

左翼学生的胡须覆盖住上唇，以便和穆斯林在上唇与胡须间刮出一条细缝的样式有所区别。

“你们当打短唇须，留长胡须。”

巴列维政府垮台所带来的自由欢庆情绪，随即被新政权接连不断处决“反革命分子”所造成的恐怖气氛取代，一支支自组民兵所组成的新的治安组织，以恐怖统治了街头。

我不曾看过墙上有任何一张抗议海报是反杀戮的，那上面几乎清一色主张要更多的血腥。

那是一种天性内向的年轻人发现了伊斯兰这绝对论者的避风港后，不由自主地散发出的高傲。正是他的顽固和刚获得的这份肯定，使他变得高傲。

等我对她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后，才逐渐明白这种有条不紊的外表只是种保护色，以掩藏内心难以满足的欲望和热情奔放的天性。

娜丝琳说起一个故事，主角是她十二岁的表妹学校里的一个宗教老师。这位老师教学生要把自己的身体遮好，将来到了天堂自会得到奖赏。到了天堂乐园，她们会找到流着汩汩葡萄酒的小溪，还有结实强壮的青年男子向她们大献殷勤。当她提及结实的年轻人时，厚厚的嘴唇似乎险些滴下口水，仿佛眼前已看到一块烹调好的可口羊肉。

那儿有个女孩，她唯一的罪过就是美若天仙。他们以莫须有的不道德罪名将她关进牢里，羁押她一个多月，把她轮流交给每个警卫，不断强暴她。这件事在牢里很快就传开了，因为这个女孩甚至跟政治沾不上边；她没跟政治犯关在一起。他们把处女嫁给警卫，让警卫强暴之后再处决她们。此举背后的哲学是，如果她们死时仍是处女之身就会上天堂。

在我看来，欠缺同理心是这个政权主要的罪恶，其他人便上行下效。我这一代尝过个人自由的滋味，虽然后来失去了，不论这损失多么惨痛，回忆始终存在，可保护我们免受现世荒漠之苦。但新的一代有什么可让他们自我防卫的？和凯瑟琳一样，他们的欲望、他们的憧憬和他们表现自我的冲动，皆以怪异的方式呈现。

他有太多主角到最后是不幸福的，可是他却赋予他们胜利者的姿态，这是因为那些人物高度仰赖他们人格上的尊严与完整，因此对他们而言，胜利无关乎幸福，反而与自我认同、一种使他们完整无缺的内省较有关系。他们的报酬不是“幸福”。

在巴列维时代，巴哈伊教徒深受保护，意气风发——此乃巴列维始终无法受宽宥的罪过之一。革命后，他们的财产被没收，领袖逐一遇害。在新的伊斯兰宪政下，巴哈伊教徒没有公民权，也不准进入中小学校、大学和工作场所。

我突发奇想，拉起不情愿的娜丝琳的手就跳起舞来，一——二、一——二。然后我请其他人排成一列，不久之后，我们全都跳起舞，当我们互撞或撞上椅子时，黑色长袍便像一朵花般旋开。

他们留下是因为他们没本事在外地求生，因为假如他们离开了，就不再像在家乡一样风光；可是嘴巴上他们却说些为故乡牺牲之类冠冕堂皇的借口。而那些离开的人，又说他们离开是为了批判和揭发这个政权。何必找这么多理由来自圆其说呢？

我们读过的每一本杰作都成为对统治者意识形态的挑衅。这些书之所以成为潜在的威胁与敌意，不仅是因为它们的内容，更因为叙述的方式和对真实生命与虚构世界所采取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