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红灯笼高高挂才是惊悚类型电影的集大成者。
西方的电影将恶魔具象化，然而当the evil暴露在人的视觉范围内时它也就暴露了自己的immortality。在这里是一场平等的较量，而平等意味着化险为夷，意味着人的生命及其存在本身没有被动摇，反而在对他者的awareness中确立了自己的位置。西方的恐怖片伟光正就在这里，它主体上依然强调或暗示一种英雄主义和个人主义，而避开了“恐惧”的实质。
而大红灯笼这种片子恐怖就恐怖在the evil的隐形，它在场，同时缺席。
这不是一种柴郡猫式的、飘忽不定的absent presence，而是它从未现出原形却依然能在人的内在世界映射出自己的形象。主体通过周遭的符号与象征意识到一个全知全能的、利维坦式的大他者的存在，而大他者的隐形使得其缺少被直面、被批判、被打破的可能。
阁楼上的女人、灯笼、唱戏声都只是旁敲侧击而不直接指代the evil的符号，却同样能够在人心中建构起非人形甚至非形象性的“the evil”的表征——一个objet petit à，一个作为大他者之镜像的小他者，渗透人的欲望、以人的欲望为其存在的证据，同时作为大他者的代言者，暗示而不真正揭露大他者之存在。
这可以说也是一种对恐怖之archetype的回归：
西方电影将魔鬼具象化以试图理解和战胜它，东方电影让恐惧回归其原有的形象，即一个可感而不可见、不可言的daemonic st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