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直接排放的是“ALPS处理水”而非“核污染水”,“核污染水”经ALPS系统处理后除氚外的贝克值(不区分元素)能降至比本底辐射还低,且氚的排量比你国排量还低,另排放的处理水符合国际原子能机构排放标准(包含中国专家参与)。
2.重点在于这个议题背后的舆论导向。从名称上已经可以看出,叫“核污染水”还是“alps处理水”就已经对议程设置产生了很大影响。如果是后者,那么讨论的焦点就会聚焦到诸如“如何确保处理水排放的安全性?如何面对可能存在的未知风险?如何平衡本国利益与全球利益?处理水排放是否是受益最大的方式?有没有更好的方式?…等等”;而如果是前者,舆论导向自然往“日本政府祸害全球”“人类公敌”之类的论述去,当中添加点集体仇恨的历史论述,就又变成一场司空见惯的民粹狂欢,真正有价值的问题反而得不到重视。从宣传口舆论机器的运作上就能很明显看出无非还是在把这个议题当作转移矛盾的宣传手段,因为如果真如其打出的口号一般是为了人类福祉考虑,在面对前段时间大规模水灾的应急管理,灾后处置等相关议题时又怎么会一片噤声?同样一件事情,在不同的议程设置里可以有完全不同的性质。例如,在正常的舆论环境下,“排三十年核废水”的实质是“处理水分批次排放,周期三十年”,是一个降低可能风险的举措;但在一场政治宣传的叙事中,“三十年”倒成了对其危害性的修辞,反倒让人觉得情况非常严重。
3.所谓的“标准”是可以商讨的,应该结合各方面因素进行综合考量,然而公共讨论的关键在于,应该用“合理/不合理的标准”代替“我们/他们的标准”,因为“他们”意味着假设了一个晦暗不明的外部,意味着预设了一个假想敌,“境外势力”的叙事本身就toxic得老生常谈,但却仍然在下意识的层面发挥作用,事实上,如果我们追问下去,这个“他们”、这个“外部”到底指的是什么呢?是指除中国以外的所有国家吗?“他们”是事实存在的吗?“他们”何以成为一个共同体?“他们”作为一个共同体共享的核心价值是什么?“他们”所共享的核心价值是否也是我所认同的?“我们”的标准一定比“他们”的标准更合理吗?“我们”又意味着什么?是指某一政治实体吗?还是我自身的看法?这个政治实体是否能代表我的意志?等等等等。实际上,就通常情况来看,民主国家的政府往往比独裁国家的政府更有公信力,更能做出符合公共理性的判断,因为民主政府是获得民意代表授权的,更能反应集体意志,也就更能反应集体智慧;相反…相反的懒得提了看看你自己的生活。
好没营养的文章,转会传闻+烂梗大整合,作者可能是从懂球帝或者虎扑请来的写手。比较无语的是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众号现在就发这种东西?
https://mp.weixin.qq.com/s/8qYYX3bpDOslHKBt_a22wg
出身上海大家族的许佩兰女士曾经写过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文章:《外汇保佑我们一家没被赶出上海》。讲述了一个意味深长或者说匪夷所思的故事。许佩兰女士的丈夫王铿,也是出身名门望族,旧时上海滩的知名律师,1949后在大学任教。
王铿先生有很多亲属在1949年都迁居国外,这些“海外关系”当时都成了炸弹。1958年的引蛇出洞中,王铿给上海市委负责人写信,恳请不要因政治问题株连家属。不出意外,王铿随后并定为“现行反革命”,开除公职,下放街道劳改。
由于失去收入来源,王铿一家五口只能靠远在美国的妹妹和在香港的好友接济,他们会定期从海外寄来美元和港元。当时中共已经实行外汇管制,这些外币,并不能直接到手,而是由上海的外汇管理局直接兑换成侨汇券,发放到手里。每次都是专人派送。
中共由于厉行闭关锁国,被抛离世界贸易体系,50年代后外汇极为紧张,重要物质难以进口。外汇来源很大程度上仰赖海外侨胞汇给中国亲人的这些钱款。
王铿先生天天被勒令干扫厕所之类的体力活以进行“改造”,但是在其后的多次政治运动中,依然是次次挨斗。文革后,上海由于物资紧张,将大批所谓的“牛鬼蛇神”取消户籍,赶出上海,发配北大荒等蛮荒之地。
王铿一家人也在名单中。万念俱灰的两夫妻甚至想到了自杀。在最后一次领取侨汇券的时候,许佩兰女士告诉送侨汇券的人,说自己一家马上要被发配,离开上海了。这句无意中的话,却奇迹般的拯救了一家人。来人闻言大惊,离开后,王铿一家人再也没有被逼迁,在忐忑不安中一直留在了上海。
文革结束后,王铿先生被平反,并当上了上海市政协委员,他将自己当年的遭遇向另一位曾经在上海外汇管理局工作过的政协委员讲述后,对方告诉他,当年他家之所以没有被赶出上海,就是因为他家是为数不多的外汇来源。赶出了上海,这个来源就没了。救了他全家的,就是那份始终没有断过的海外汇款。
1992年,侨汇券才被废止。但也许,某天我们会见到它回来。
你好,谢谢,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