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也许会为社会辩护，也许会公然反抗社会，但是它不会仅仅是被动地记录社会。但是，无论是文学艺术家还是社会学家，他们为我们塑造的形象都是依赖于人的，因而也是有偏见的阐释。

这些自发的评论强调了一直贯穿于现代的两个主题：一方面，是对促进个体社会化的任何机制持肯定态度；另一方面，是对个体的精神和道德状况的关注，因为个体正艰难地生存于休闲活动的制度化形式巨大的压力之下。

现在还是会有这两个主题的争论，但后一方面更多落脚在碎片化信息给个体带来的影响。

人们从小就被教育，要关心他们自己的荣誉、财产、朋友，甚至还要关心他们朋友的财产和荣誉。他们被各种事务、语言学习和体育锻炼所淹没；并且，他们还被教育要明白这点：除非他们的健康、荣誉、财产以及他们朋友的这些东西都很好，否则他们就不会幸福，并且只要缺少了任何一项，都会使他们不幸。他们就这样被强加了种种顾虑和事务，使得他们从天一亮就得忙个不停一一你也许会惊呼，这真是一种让他们幸福的奇怪方式！

艹，好幽默，乐一下..

叔本华( Schopenhauer ）评论音乐是“又﹣个世界”。这句格言显示了艺术和通俗文化之间具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一个是通过具有自立性的媒介来使洞察力更为敏锐，另一个仅仅是借用工具来
重复给定的事实，这二者是有差别的。

就我们西方文明中的娱乐业和出版业的内容与动机来看， 可以粗略地列出如下主题：国家、家庭、宗教、自由事业、个体首创精神；而在东方则是更高的生产成就、民族文化和西方的没落。

“更高的生产成就、民族文化和西方的没落”好典

跟随着这段引文，我们回到通俗
文化与艺术的不同之处，这二者的差别在于，前者是虚假的满足，后者则是迈向更伟大的个体实现的真实体验（这是就亚里士多德所谓“净化”的意思）。艺术存在于行动之始。人们通过追溯的方式，真正把自己从与事物的神话关系中解放出来，这就是说，从那些他们曾经崇拜而现在才认识到是美的事物中解放出来。

蒙田关心的是，人如何调节自己以适应日益增加的社会压力；帕斯卡尔关心的则是，在深刻变革期，易受诱惑的人在面对各种诱惑时，怎样才能拯救自己的灵魂。

这些操纵流行趣味的作品在内容上没有差别；它们在所有细节上都机械地复制世界，并且诉诸公众的低级本能。

然而，艺术家绝不可以向公众弯腰；只有保持其全部的自由，只有追随其内在的声音，他才能为公众提供最好的服务。

歌德好严格啊，但艺术家也是要吃饭的....

把艺术转化为我们灵魂的自由之作，这样就能通过思想的方式获得对物质的支配。

还有这种和马克思完全不一样的观点啊😯

趣味（席勒把这个词用作形式感的同义词）的过度发展可能来自审美享乐主义，或者来自对形式主义艺术理论路线的过高评价（其中，美仅在于比例的协调，或者在于艺术家为追求目标而使用的恰当方法）。

特别是在英国，通俗艺术的批评家们尽管在审美领域内拒绝它，但还是倾向于把它理解为更深层次的社会力量的诸多体现之一。

我也觉得研究通俗文学的社会性质比研究其的审美性质更有价值

与19世纪德国通俗文化批评相比较而言，这里引用的几句话几乎涵盖了英国批评处于胚胎阶段的所有主题，即对艺术的关注从属于对作为整体的文化的关注；聚焦于制度化的社会压力；特别强调因循守旧的威胁；以及尝试对受众的态度作出说明，但不是以人的某种与生俱来的倾向性，如消极性、惰性或卑鄙本能为基础，而是把它看做是社会压力的自然结果。

因此，公众趣味必然会随着公众的水准变化而堕落，也必然会随着流行观点的注入而变得低劣。裁判越多，他们的判断力就越差；具有良好判断力的人终究是少数，然而判断力低劣的人却是数不胜数。

呃呃有想到各种排雷的帖子...

对于大众文化的崛起，尽管在学术上和文化上有各种不同的反应，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重要特点：二者在本质上都关注道德，即二者都会回想帕斯卡尔对娱乐的宗教谴责。

由于养家糊口的方式反过来引起了在闲暇时间里娱乐的需要，这其实是为了弥补工作时的无聊乏味。因此，他相信，现代人“需要强烈的情感、惊人的描写、激动人心的真理和错误，其剧烈程度需足以唤醒他们并且立刻使其陷入到好像是由暴力所引发的问题之中”。

一个特别有效的方法是赋予作家名气、神秘性或劣迹，而作家也因“在这一领域被禁”而提升了他的知名度。

作家，当不被大众所接受时，自然会求助于书商。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有损于品味。书商关心的是利益，他几乎从未考虑过写作问题；而作家则不同，他必须尽可能多地去写作。

现在，菲尔丁发现大部分人“显然没有任何趣味”，并且暗示当今受众的平均趣味实在是很低级。
他们所处的阶段几乎不比婴儿期高级多少。小孩看书，最喜欢的就是图片；其次是故事；再者就是笑话。此时此处，这对初学者而言是一个难以理解的问题，几乎没有几个读者能解决这个问题。

别骂了别骂了....不过人类能从图像中获得更多信息也是原因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