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癫与文明》

然而，在疯癫的历史上，它标志着一个决定性时刻：此时人们从贫困、没有工作能力、没有与群体融合的能力的社会角度来认识疯癫；此时，疯癫开始被列为城市的问题。

被禁闭的人包括道德败坏者、挥霍家产的父辈、放荡的不肖子孙、亵渎神明的人、“想放纵自己”的人和自由思想者。而通过这些相似的形象，这些奇特的同谋犯，这个时代勾画出自己对非理性的体验的轮廓。

相反，禁闭显示了某种将非人的罪恶完全视为耻辱的良心。罪恶在某些方面具有传染力，具有制造丑闻的力量，公之于众反而使其无限繁衍。只有遗忘才能制止它们。

禁闭将非理性隐匿起来，从而泄露了非理性的耻辱。但是它公开地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疯癫，集中于疯癫。如果说，在对待非理性时，其主旨是避免丑闻，那么在对待疯癫时，其目的则是将其组织起来。

图克在《关于穷苦疯人状况的报告》中详细描述了伯利恒医院发明的控制公认危险的疯人的复杂方法：疯人被锁在一根从墙的另一侧伸过来的长链上，这样管理员就可以从外面指挥他的活动。他的脖颈也套上一个铁环，这个铁环由一根短链与另一个铁环联在一起，后一个铁环套在一根垂直固定在地面和天花板的铁棍上。当伯利恒医院开始改革时，人们发现在这间囚室里有一个人被这样关了12年。

这样，由于使用了某种奇怪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可以解释所有这些“不人道”的禁闭实践——疯癫的自由兽性只能被这样的纪律来驯服，即不是把兽性提高到人性，而是使人回到自己身上的纯粹兽性。疯癫泄露了兽性的秘密：兽性就是它的真相，在某种程度上，它只能再回到兽性中。

毫无疑问，将疯癫观念，同肖像式的人与兽的关系联系起来，对于西方文化一直是极其重要的。从一开始。西方文化就不认为动物参与了全部自然、参与了它的理智和秩序。

自波尔罗亚尔女隐修院’直至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的两个世纪里，人们将不得不等待着基督重新获得对其疯癫的赞美，等待着耻辱恢复其启示的力量，等待着非理性不再仅仅是理性的公开羞辱对象。

许多医生都认为，都市生活、宫廷或沙龙生活，使人疯癫，因为大量的刺激不断地积累、拖长和反瓦、从不减弱。但是，在这种意象中，在其较强烈的形态中，在一系列构成其有机形式的事件中，有一种不断增强的、能够导致渡委的力量，似乎运动不仅没有在传达自身的力量时逐渐损耗，而且能把其他的力量卷进来，并从其他力量那里吸取新的活力。

疯癫的根本语言是理性语言，但是这种理性语言被显赫的心象笼罩着，因此只限于在心象所规定的现象范围内出现。它在心象整体和通用话语之外形成一种被滥用的独特结构，这种结构的引人注目的性质便是疯癫。

疯癫的根本语言是理性语言，但是这种理性语言被显赫的心象笼罩着，因此只限于在心象所规定的现象范围内出现。它在心象整体和通用话语之外形成一种被滥用的独特结构，这种结构的引人注目的性质便是疯癫。

疯癫是从人与真理的关系被搅得模糊不清的地方开始的。正是在这种关系中，同时也正是在这种关系的破坏中，病癫获得了它的一般含义和各种特殊形态。

盲目是最接近古典主义疯癫的实质的词之一。它意指的是笼罩着疯癫心象的那种犹如睡眠的昏蒙状态。这种状态赋予被隔绝的心象以无形的支配权。但是它也意抬不可靠的信念，错误的判断，与疯癫密不可分的、由谬误构成的整个背景。

虽然疯癫本身是对理性的否定，但是它能自行表述出来的一切仅仅是一种理性。简言之，虽然疯癫是无理性，但是对疯癫的理性把握永远是可能的和必要的。

实际上，18世纪所有的医生都承认躁狂症和忧郁症的毗邻关系。但是，有些人拒绝将二者称为同一种疾病的两种现象。许多人看到了一种交替现象，但没有觉察到症状上的统一性。

这个交替现象的是指双向吧

他仅仅明确地说，歇斯底里概念成了各种不切实际的想法的容器。这些想法不是病人的，也不是自以为有病的人的，而是本来无知却装作高明的医生的。

好缺德，喜欢了www

当疯癫在非理性体验之外获得了纯粹的生理学和道德意义时，当古典主义借以给疯癫下定义的谬误与过失的关系被单一的罪过观念所取代时，这些方法依然被使用着，只是其意义要狭窄得多。人们所寻求的仅仅是一种机械效果，或者说是一种道德惩罚。

当时人们听说从各禁闭所传出一种神秘的疾病，而且即将危及各个城市。人们纷纷谈论监狱热病。他们想到了囚车和带镣的囚犯，据说他们经过市区时会留下疾病。有人说坏血病会引起传染病；有人说被疾病污染的空气会毁灭居民区。中世纪大恐慌又出现了，通过各种可怕的说法引起第二次恐慌。

想起《叫魂》里面也是这样传播的。

人们会说，禁闭所的城堡除了隔离和净化的社会作用外还有一种完全相反的文化功能。即使它们能从社会表面将理性和非理性分开，它们依然在深层保留了使理性和非理性得以混合及相互交流的意象。禁闭所的城堡是一个重要的、一直缄默的记忆库。它们在阴暗处保存着一种被认为已经消灭了的形象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