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小狗 ​ @[email protected]

简言之，文化分析就是要重建威廉斯所言之“感知结构”（ the structure of feeling ）（同上）。所谓“感知结构”，指的是为某一特定群体、阶级或社会所共享的价值观，是某种不确定的结构，是文化的集体无意识和意识形态的混合物。

文化分析应当研究特定的意义和价值，却不应当对不同的意义和价值进行比较，更不能设立一个标准来衡量文化的优劣。文化分析应当关注各种文化的变迁类型，总结其“规律”或“趋势”。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更好地从总体上把握社会与文化发展的过程（ 32-33 ）。

政治权力的所有者认为自己应当对无权者的文化加以监管，检视其中是否存在不安定的迹象（参见第六章），并通过提供“庇护”和直接干预的方式对其进行重塑。

大众文化既不是自上而下灌输给“群氓”的欺骗性文化，也不是自下而上的、由“人民”创造的对抗性文化，而是两者进行交流和协商的场域，同时包括了“抵抗”与“收编”。

《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

在这个意义上，圣诞庆典和海滨度假就或多或少地成了一种群体性梦境，通过隐匿的方式表达了（被压迫的）大多数人的心愿和欲望。

生物功能的神化不可避免地导致对女性所渴望的所有改革、解放和精神生活的深恶痛绝，也导致了对“现代女性”的蔑视。真正的个体满足似乎只有在性领域才能存在，但是这并不是因为肉体快乐和个性的发展有什么特殊联系。强烈的厌恶和怨恨（这与其对女性的极端蔑视密切相关）在这种关系中是至关重要的。

以前，只有病人才需要被照看，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们有着相似的症状。今天，每个人被降低到同等的依赖状态。个体拥有自己的道路和兴趣曾经是一种骄傲，现在却成了反常的耻辱。对他人消费的兴趣意味着对真正的消费缺乏兴趣。接受性和被动性支配了对性格的详细描写，它们同样在“没有发展的灵魂”这一概念中占据了最显著的位置。

衡量标准有三个尺度：和物质工作有关的行为，和同伴有关的行为，和自己情感有关的行为。传记主人公在第一个领域里是高效的，在第二个领域里是擅长交际的，在第三个领域里则总是克制的。

这些新的主人公象征着一种理所当然地拥有和索取事物的渴望。他们似乎代表着世界范围内社会保障的幻觉效应；代表了一种态度，即所要求的不过是从再生产和娱乐活动中得到满足；也代表着这样一种态度，即对如何发明、制造或应用工具以为大众带来满足感这一目的，已失去了最初的兴趣。

今天的主人公通向的似乎是大众的一个梦想世界，大众没有能力或不再愿意把传记构想为一种主要用于心理定位和进行教育的方式。他们接收到的信息不是关于社会生产的要素和方法，而是关于社会消费和个人消费的要素和方法。在他们阅读的闲暇时间里，他们几乎只读那些直接或间接地为读者的休闲时间而准备的书。

同时，这正是18世纪中期作家的特点一一他们以一种乐观的态度把批评家的贡献看做是提高公众审美水平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此而言，批评家是一种教育性角色。哥尔德斯密斯在将“普通人的趣味”与学者的趣味相对照时，把批评家“置于中间的位置一一在世界和细胞之间，在学问和常识之间”。

但现在很多人是因为想当“教育性角色”才去当批评家的...

这就是人的本性，劳作会很快使他的身体机能和能量变得衰弱………休息时的娱乐对于将他的大脑从高负荷的运转中解放出来是很有必要的。想象力………通过令人愉悦的和滑稽可笑的形象逗我们发笑，这比任何其他因素都更有助于激励精神和恢复活力。当放松变得十分必要的时候，娱乐就值得好好地享受了。

在分析受众经验的时候，“联想”似乎成了最受欢迎的措辞。当各个阶层的人群在面对同一部作品时，可以预见会产生多种多样的联想。文学体验中的乐趣因而越来越被设想为个人情感问题，而未必与美或者理性的客观标准有联系。对于个体而言，无论是什么，只要自己的感知机制觉得是愉快的，那么它就是可以接受的。

尽管强调文学作品对读者有影响的观点在理论界占据支配地位，但是对于受众的经验是否应该被看做文学标准的唯一合法基础的问题，参与标准讨论的家、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并没有达成一致。

作品中的英雄和叛徒，拯救者和迫害者一一都是另一种人………他们既没有普通人的缺陷，也没有普通人的优点。
约翰逊详细精确地阐述了由新现实主义小说所激发的同一性和模仿过程：
但是当冒险家向世界的其余部分看齐，并且在大多数戏剧都具备的普通场景中去行动时，年轻观众就越发集中注意力去观看，并希望通过观察主人公的行为和成功，来指导他们自己的实践(如果他们将来在生活中会遭遇类似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