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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针对19 世纪初教养制度的批评认为，监禁作为惩罚是不够的，因为囚犯与许多穷人甚至工人相比，既不那么挨饿受冻，而且被剥夺的更少。这种批评提出了一种从未遭到否定的要求：犯人应该比其他人受更多的肉体痛苦。

《规训与惩罚》

除了这种角色分配，还有一种理论上的遁词：不要以为我们法官有意惩罚才做出判决，这些判决的目的是使人改邪归正、“治病救人”；在刑罚中，有一种劝恶从善的技术压倒了纯粹的赎罪，同时也使执行有损身份的惩罚任务的官员得到宽慰。

利奥塔认为，所谓的“后现代状况”指的是西方社会出现的一种知识地位的危机，具体体现为“对宏大叙事（ metanarratives ）的怀疑”以及“宏大叙事合法性机制的衰落”（ Lyotard, 1984: xxiv ）。

此外，还应明白，对 20 世纪种族迫害史的亲历可以让我们深刻理解“他者”的遭遇与痛楚，进而在普遍人性的基础上缔建和平……总而言之，人与人之间的共同之处远远多于相异之处，我们有能力进行对话、互相尊重。如果我们不想再犯错误，就必须在普遍人性的规范下约束自己的行为（ Gilroy, 2004: 3-4 ）。

白种人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拥有这种肤色的人通常被视为外在于“种族”和族裔的存在。人们划分种族的标准，往往只适用于除白人之外的其他人种。白人性仿佛是人类社会的一种规范，而其他肤色的种族或族裔不过是对这种规范的偏离而已。这表明白种人占据着特权地位。

反常的立场、反常的解读，还有反常的快感都隶属于某个独特的接受空间（space ）；该空间既与异性恋空间分庭抗礼，又被后者吸纳、包容。然而，对文化的“酷儿式接受”（reception ）常常无视为大多数人所践行的、非黑即白的核心性别身份门类，使解读者得以置身俗世之外。无论你将自己认同为女同性恋者还是女异性恋者，都不妨碍你“反常地”体验《红河》（Red River ）与《虎豹小霸王》（Butch Cassidy and the Sundance Kid ）等兄弟片[13] （film ）中蕴含的男男情欲意味；同样，如果你是一位男同性恋者，也可以“反常地”喜爱《拉弗娜与雪莉》（Laverne and Shirley ）、《凯特与艾莉》（Kate and Allie ）以及《黄金女孩》（The Golden Girls ）中女性角色之间的爱恋关系——这与异性恋意识形态所言之“跨性别身份”无关，而仅仅是对美好的人类情感的接合。

也就是说，表达的一切权力，包括它为什么有意义、为什么具有权威性和有效性、为什么要求其他表达与自己保持一致，等等，都取决于其对业已存在的结构的引证。

尽管彼得 · 什温格（ Peter Schwenger ）曾指出“一个男人对男性气质（ masculinity ）问题考虑得越多，其自身的男性气质就越弱……真正的男人关心的是实际的问题而非抽象的概念，而且绝不会忧心忡忡于自身的性取向（ sexuality ）”

。。。我笑死了，那我们老中可太没有男性气质了

去传统化主张女性如今已从传统女性身份中解放出来，因此完全有能力通过自省（ self-reflexively ）创造新的角色；而新自由主义话语强调建基于消费者选择行为的自由市场才是女性建构新身份的充分保障。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大众文化拖了女性主义的后腿。大众文化对女性主义的破坏主要体现为它在承认女性主义价值的同时，却又强调在当下这个女性已有充分自由塑造个人生活的世界里，这种“主义”其实已无存在的必要。

此外，赫米斯还反对关于女性与消费关系的主流理论。她所提出的“解读策略”理论拒绝将女性阅读杂志的行为不加拒斥地视为获取权力的象征。相反，她声称，我们应当仅仅将对女性杂志的消费理解为女性“获取权力的短暂瞬间”（ 51 ）。

采用现代性话语的女性主义者潜在地认为自己的使命在于让那些无力看清女性杂志等媒介文本之危害性的芸芸众生开窍。她们需要被启蒙，需要优质的女性主义文本将自身从虚假意识的泥淖中解救出来，从此远离女性杂志，过上毫无欺骗的生活。只有在这种生活里，女性才可能找到真正的幸福”（同上）。

栏目主持人（以及杂志）扮演着“妇女之友”的角色，以杂志为中心将女性读者团结起来，同时却并不提供必需的知识，使读者得以看清女性共同社会状况的历史。于是，整个过程充满讽刺，令人感慨——杂志在女性读者之中周旋，期待并鼓励她们靠个体的力量去解决总体性的问题（同上）。

现在也是这样吧，明明是母亲带男童进厕所的问题是公共设施不完全，但最后演变成一部分女性努力捍卫“厕所不应该有男性”，一部分母亲努力解释“自己不放心孩子安全”....

欲望通常来自日常生活之外，可对于大多数女性而言只能通过一种日常生活行为获得满足，那就是购物。女性杂志、文章广告、时尚信息、家居装饰、烹饪化妆……上述种种所竭力兜售的，乃是一种既成功且怡人的女性气质。只有采纳了某些建议，或购买了某些东西，才能成为一个更好的恋人、更好的母亲、更好的妻子以及更好的女人。

忽略政治问题不谈，女性杂志总是扮演着“生存指南”的角色，为其读者提供种种切实可行的建议，使之得以在父权制横行的社会中生存下去。

因此，就目前的讨论来看，厌恶《豪门恩怨》者和喜爱《豪门恩怨》者之间的斗争是不平等的，原因在于前者有群氓文化意识形态的强势话语做后盾，而后者需在此强势话语内部的种种严苛限定之内做出有限的抵抗。

把《豪门恩怨》换成耽美，把群氓文化换成厌女....

一方面，“讽刺的”观众在对“群氓文化有害论”了然于胸的前提下仍可问心无愧地享受收视的快感；另一方面，“厌恶的”观众无法让自己“身陷感情的冲突，因此也就不会沦陷于《豪门恩怨》的诱惑”（ 101 ）。

诚如洪美恩所言：“他们的理由，归结起来，无非是‘《豪门恩怨》显然很糟糕，因为它是群氓文化，正因如此我才厌恶它’”（ 95-96 ）。意识形态正是通过此种方式来为人们提供慰藉和确信：“它所需要的只是用那些多余、细致且个人化的解释作为补充，因为其自身已经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貌似合理合法、有说服力的阐释模型”（ 96 ）。

正因电视观众有能力将自己的日常生活与屏幕上那个德州豪门联系起来，我们才可言称《豪》剧体现了“情感现实主义”。也许我们并不是有钱人，但我们和剧中的富家子弟之间存在着共通之处：悲欢离合，生老病死，诸如此类。那些认为该剧现实的观众，有的将注意力集中在叙事的独特性（“外延”）上，有的则关心剧情主题的普遍性（“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