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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援引艾莉森 · 莱特（ Alison Light ）的观点来支撑自己的结论，声称女性主义的“文化政治既不应成为‘焚书之立法机构’”，也不该掉入“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道德主义窠臼。“不难想象……芭芭拉 · 卡特兰 [6] （ Barbara Cartland ）有本事将你变成女性主义者。阅读从来不是一种简单的欺骗性活动，而是一个……充满活力且变化多端的过程” [7] （转引自 Radway, 1994: 220 ）。

在洪美恩看来，女性主义者不应扮演高高在上的引路人的角色，而莱德威就犯了这样的错误——她坚持认为“只有读者放弃自己心爱的言情小说并摇身变为女性主义活动家，‘真正’的社会变迁才会来临”（ 585 ），而洪美恩在其本人所著之《观看〈豪门恩怨〉》中就明确表明两者（阅读言情小说和女性主义）并非互斥关系。对此，我们将在下一小节中展开讨论。莱德威的“先锋女权政治”只会导致“一种政治上的道德主义，处心积虑地让‘她们’向‘我们’靠近”。

不过，莱德威在一个问题上态度鲜明，那就是女人绝非怀着对父权制的满足之情阅读言情小说。读书的过程包孕着乌托邦式的抵抗，激发着女性读者对一个更好的世界的热望。不过，言情小说的叙事结构往往传达着相反的意蕴，暗示男性的暴力和冷漠其实都是爱意的表达，只待适宜的女性出面释码，最终赢得男性之爱。这表明一旦女性学会了正确理解，父权制就不再是个问题。

女性主义者声称大众文化在父权制社会内扮演了重要角色，只有对这一角色进行深入剖析才能确保自身在讨论的持续进行中站稳立场（ 186 ）。

女性主义绝不仅仅是一种文本解读方法，而且是一种令人震惊的生产性解读行为。

我们必须打开视野，认清话语不仅仅是权力的工具和效应，而且在权力之路上扮演着障碍物和绊脚石的角色。一切对既有权力结构的抵制行为和反抗策略，都是以话语为立足点和出发点的。

喜欢读书的“好”女孩并非“天然”存在，与之对立的“想在 16 岁那年辍学”的“坏”女孩也是由文化建构出来的。如果只是简单地将文本视为二元对立结构加以分析，那么由此结构而生的种种权力关系的前提就会牢牢站稳脚跟。因此，我们绝不能“仅仅调和对立双方的矛盾……个别词语控制了其他词语……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要想将二元对立彻底解构，我们必须颠覆整个等级制（ hierarchy ）”（ 1978b: 41 ）。

意义始终处于生成的过程之中，而绝无固定的落脚处；我们眼中的文本的“意义”只是永无止境的阐释链上的一个转瞬即逝的停顿。

后结构主义

诚如巴尔特所言：“神话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些事物的存在；另一方面，它又对某些事物做出了解释，并将这种解释强加给我们”（ 265 ）。

神话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让世界变得易于理解，用神秘的力量化解社会中的种种冲突与问题

结构主义者感兴趣的并不是文化的内容，而是其文本与实践背后潜藏的基本结构——正因结构的存在，文本和实践才有意义。因此，结构主义的使命就在于揭示意义生产过程（言语行为）中蕴含的规则与惯例（结构）。

通过援引弗洛伊德，墨维指出：所谓窥视欲绝不仅仅指由观看而产生的快乐，而且是一个“将他人变成自己的控制性凝视（ controlling gaze ）所宰制的对象”的过程（同上）。

比如说，在言情类艺术作品的话语中，“爱”是一切问题的终极解决途径；这一过程就可被视为人类无休止地追寻母体之替代物的例子。

象征界的法则决定了我的身份，也就是说，无论我认为自己是谁，除非在象征界的机制内获得自己和他人的认可，否则这种身份认同就是不真实的。

“象征界”是意义的一种主体间（ intersubjective ）网络，它作为某种结构存在，而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进入其中。

对于拉康而言，自我的产生只不过是一个自恋的过程——我们通过在外部世界中的其他客体身上寻找认同感，来构建一个想象性与整体性的自我（ Eagleton, 1983: 165 ）。

拉康认为，我们从出生那天起，就处于“匮乏”（ lack ）的状况之中，而我们终其一生都在不断地想方设法克服这一状况。我们以不同的方式体验着“匮乏”，但它始终是人类基本存在状况中的一种无法表征的表达。

也许某些人“在客观上”遭到了压迫，但除非这些人将自己的被统治地位认识为压迫，否则这种关系永远也不会变成实际抵抗，因此也就绝不可能激发社会变革。而拉克劳指出，霸权所发挥的作用就是将“敌对状态”弱化成简单的“差异”。

霸权从来不是简单的自上而下的权力，而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协商”的结果，是一个同时包含着“抵抗”和“收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