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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霸权之中包含了一种特殊的共识，即某个社会群体想方设法将自己的特定利益展示为整个社会的整体利益。于是，尽管社会之中始终存在着剥削和压迫，但各个阶级之间达成了高度的共识，彼此和谐相处；被统治阶级似乎服膺于“共同的”价值、观念、目标，以及文化和政治内涵，并以此种方式被既有的权力结构“收编”（ incorporate ）。

在葛兰西看来，所谓“霸权”指的是某种进行中的状况，它描述了统治阶级（连同其他相关阶级或阶级成分）通过操纵“精神及道德领导权”的方式对社会加以引导而非统治的过程（ Gramsci, 2009: 75 ）。

广告强调的并不是基于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扮演不同角色而产生的阶级差异，而是人们在对特定产品进行消费的过程中产生的差异。于是，社会身份就成了我们消费什么的问题，而不是我们生产了什么的问题。

这种冲突并不是文本的缺陷；它揭示了在文学作品中存在着“他者”，而文本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与自身的边缘和自身之外的世界维持着关联。

由于传统的约束力已不复存在，文化的意义也不再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都可以在消费的过程中做出自己的理解。这是一个积极主动的（政治的）过程，而不是一个消极被动的（或如阿多诺所言：心理的）过程。

如今，群氓文化轻而易举地对种种程式、惯例和标准进行着持续的再生产，这导致绝大多数人就连说话的方式都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如果有人不按照群氓文化“规定”的那个调调来讲话，那么其自身的存在就会受到威胁：别人要么将其视为白痴，要么将其归为知识分子（ Adorno, 1991b: 79 ）。

利奥· 洛文塔尔认为，文化工业生产出来的文化具有“标准化、模式化、保守、虚幻等特征，是极具操纵性的消费品”（1961: 11 ）。这些文化商品对工人阶级进行了去政治化，让工人阶级忘记自己在资本主义社会体系内遭遇的剥削和压迫，进而也就放弃了政治和经济理想。

恩格斯的意思是：尽管是经济基础生产了上层建筑，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生产和再生产并不是上层建筑领域内诸种斗争形式的唯一决定因素（尽管经济基础的存在明显地限制了其他因素的作用），占领上层建筑的那些人和制度之间的互动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因此，该论断的核心观点是：某一社会生产其生存工具（就是该社会的特定“生产方式”）的方式在根本上决定了该社会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形态，并左右着社会可能的发展方向。

马克思本人有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Marx, 1976b: 65 ）。

简言之，文化分析就是要重建威廉斯所言之“感知结构”（ the structure of feeling ）（同上）。所谓“感知结构”，指的是为某一特定群体、阶级或社会所共享的价值观，是某种不确定的结构，是文化的集体无意识和意识形态的混合物。

文化分析应当研究特定的意义和价值，却不应当对不同的意义和价值进行比较，更不能设立一个标准来衡量文化的优劣。文化分析应当关注各种文化的变迁类型，总结其“规律”或“趋势”。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更好地从总体上把握社会与文化发展的过程（ 32-33 ）。

政治权力的所有者认为自己应当对无权者的文化加以监管，检视其中是否存在不安定的迹象（参见第六章），并通过提供“庇护”和直接干预的方式对其进行重塑。

大众文化既不是自上而下灌输给“群氓”的欺骗性文化，也不是自下而上的、由“人民”创造的对抗性文化，而是两者进行交流和协商的场域，同时包括了“抵抗”与“收编”。

《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

在这个意义上，圣诞庆典和海滨度假就或多或少地成了一种群体性梦境，通过隐匿的方式表达了（被压迫的）大多数人的心愿和欲望。

生物功能的神化不可避免地导致对女性所渴望的所有改革、解放和精神生活的深恶痛绝，也导致了对“现代女性”的蔑视。真正的个体满足似乎只有在性领域才能存在，但是这并不是因为肉体快乐和个性的发展有什么特殊联系。强烈的厌恶和怨恨（这与其对女性的极端蔑视密切相关）在这种关系中是至关重要的。

以前，只有病人才需要被照看，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们有着相似的症状。今天，每个人被降低到同等的依赖状态。个体拥有自己的道路和兴趣曾经是一种骄傲，现在却成了反常的耻辱。对他人消费的兴趣意味着对真正的消费缺乏兴趣。接受性和被动性支配了对性格的详细描写，它们同样在“没有发展的灵魂”这一概念中占据了最显著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