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工》
一般来说，工厂大火之类的社会创伤预示着社会暴力，也呈现出打工妹们所承受的来自国家社会主义、跨国资本，以及家庭父权制的三重压迫，这三者联手创造出一种以阶级、性别，以及城乡差别为基础的特殊劳动剥削形式。

国家通过户籍制度，从结构上将打工妹们的命运与农村联系在一起。因此，这些从农村外出到城巿打工的「农民工」们，在城市中无法享有城市居民的基本权利，例如居住、成家、教育、医疗，以及其他社会福利等。

正如Stacey（1983），Andors（1983）和Wolf（1985）曾经指出的那样，父权制关系从来没有被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破坏过。在毛泽东时代，父权制家庭的维系主要通过两种手段：一是男女结婚后通常是女方入住到男方家，二是在家务劳动和受薪工作方面不平等的性别分工。到了后毛泽东时代，父权制关系依然不断地重复和展现：公然歧视女婴，将女性视为次等性别，要求她们20岁一过就要出嫁等，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地区（David & Harrell 1993；Croll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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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但父权制家庭是唯一能够给女工反抗资本使其个体化的力量。

只有在个体的工人被询唤，并卷入到一种集体性身分认同的的建构过程之中的时候，「阶级」才存在--这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个人有意识地确立自身的道德-政治地位，并被卷入到具体斗争的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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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这个概念也类似。

流星厂的工人总数超过500人(我在此工作期间约有520-580人)，大多数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村地区，其中女性约占75%。所有工人的平均年龄虽然超过20岁，但在生产线上工作的女工年龄较小，平均只有16至18岁。

青河村的社会-经济形态呈现出一种二元结构：一层是由拥有深圳城市户口的当地人构成，他们不仅拥有生产资料，而且拥有土地和居住权，而另外一层则由外来工构成，他们向本地的用人单位出卖劳动力，但却没有在此长期定居的权利。这些外来临时工的数量几乎是本地劳动人口的十倍，他们构成了这个地方社会的底层。

深圳的经济「起飞」及其在全球经济中的升位，主要依靠对农村女性劳动力的剥削。深圳在「全球化」过程中，其出口加工业的发展主要依靠最廉价、最驯服的女性劳动者（Andors 1988；Tam 1992；Smart & Smart 1992；Lee 1998a）。然而，在中国官方的统计数字中，很难看出临时工在整体，以及各个经济部门中的性别比例。17 Phyllis Andors（1988，31-32）估计1988年在深圳的临时工中女性的比例超过70%。Josephine Smart（1993，10）则认为港资的轻工业企业中，约有90%的工人是年龄在25岁以下的年轻女性（对1989年的情况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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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工比例太大了，但主流sns舆论貌似还是说男工比例远大于女工...

无论是深圳还是中国的其他城巿，户籍制度的存在都有助于劳动力剥削机制的产生。政府利用户籍制度将城巿中的人口区分为常住人口和暂住人口，使政府毋须承担向农民工提供住房、工作保障，以及其他福利的责任（Solinger 1999；Mallee 2000；Zhang 2001c）。

事实上，城市不允许新兴打工阶级在它的土地上生根。更糟糕的是，户籍制度与劳动力控制机制混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特殊的权力形态，建构出民工模糊的身分认同，从而既深化又同时掩盖了对她（他）们的剥削。

不明白，户籍制除了帮上面管人以外，对百姓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吗？

劳务市场主要是由农民工(临时工)构成，她(他)们的特点是在市场上中积极、富有弹性。她（他）们认真、肯干、并且容易管理。而且更主要的是，她（他）们不用变户口（实际上是不被允许）。有工作的时候，他们就来；没有工作的时候，他们就走。这样既可以减轻用人单位的负担，解决劳动用工问题，同时又不会导致城巿人口过多（深圳劳动局1991年，80）。

但是，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外出打工的女性绝非中国父权制家庭中的「消极客体」，她们并不是由于纯粹的经济原因，而被其家庭派到城巿打工，在打工和家庭两者之间的抉择上，以及在打工问题的细节上（例如，什么时候？与谁一起出去？去什么地方打工？以及去多久？）都有她们自己的参与和争取。

呜呜，我狂哭

这些研究表明，中国共产党并不愿意积极推动家庭改革，亦未能针对父居-父权的婚姻制度展开任何反思和行动，结果往往是维持了男性中心的传统家庭结构(Johnson 1983；Stacey 1983)。

确实，不过当初既然能出版，至少还说明当时还是有较宽松的讨论范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