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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也是这些不利之处为何具有政治危险性的原因是，民众在展示罪恶的恐怖和无敌的权力的仪式中感到自己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那些受到刑罚的人，而且与那些人一样，民众感到自己比任何时候都更严重地受到不受限制的合法暴力的威胁。

当犯人被游街示众并被用各种方式显示其罪行的恐怖时，他被有意地提供给观众，让观众侮辱他，有时是让观众攻击他。民众的报复被召唤出来，成为君主报复的一个次要组成部分。它绝不是最主要的，君主也不是用自己的方式表达民众的报复。毋宁说，当国王决定“向自己的敌人雪耻”时，尤其当需要在民众中寻找这些敌人时，民众应该给国王提供帮助。这种帮助更像是民众为国王的报复所做的“断头台杂役”。

那我们这边属于“赛博断头台杂役”

这种权力无须说明它为什么要推行贯彻法律，但是应该展示准是它的敌人并向他们显示自己释放出来的可怕力量。这种权力在没有持续性监督的情况下力图用其独特的表现场面来恢复自己的效应。这种权力正是通过将自己展示为“至上权力”的仪式而获得新的能量。

罪与罚通过残暴联系和结合起来，这一事实并非某种被心照不宣地公认的报复法则的产物，而是某种权力机制在惩罚仪式中的效应。这种权力不仅毫不犹豫地直接施加于肉体上，而且还因自身的有形显现而得到赞颂和加强。这种权力表明自己是一种武装的权力，其维持秩序的功能并非与战争功能毫无关联。这种权力将法律和义务视为人身束缚，凡违反者均为犯罪，均应受到报复。

然而，实际上，维持着这种酷刑实践的并不是示范经济学——后者是在“启蒙思想家”（饲eologues）的时代所理解的那种经济学（即刑罚表象应该大于犯罪兴趣）——而是一种恐怖政策，即用罪犯的肉体来使所有的人意识到君主的无限存在。公开处决并不是重建正义，而是重振权力。

最后，极刑是一种延续生命痛苦的艺术，它把人的生命分割成“上千次的死亡”，在生命停止之前，制造“最精细剧烈的痛苦”。酷刑是以一整套制造痛苦的量化艺术为基础的。

我们关注的是“政治肉体”伪OdyPOlitic），把它看作是一组物质因素和技术，它们作为武器、中继器、传达路径和支持手段为权力和知识关系服务，而那种权力和知识关系则通过把人的肉体变成认识对象来干预和征服人的肉体。

一种针对19 世纪初教养制度的批评认为，监禁作为惩罚是不够的，因为囚犯与许多穷人甚至工人相比，既不那么挨饿受冻，而且被剥夺的更少。这种批评提出了一种从未遭到否定的要求：犯人应该比其他人受更多的肉体痛苦。

《规训与惩罚》

除了这种角色分配，还有一种理论上的遁词：不要以为我们法官有意惩罚才做出判决，这些判决的目的是使人改邪归正、“治病救人”；在刑罚中，有一种劝恶从善的技术压倒了纯粹的赎罪，同时也使执行有损身份的惩罚任务的官员得到宽慰。

利奥塔认为，所谓的“后现代状况”指的是西方社会出现的一种知识地位的危机，具体体现为“对宏大叙事（ metanarratives ）的怀疑”以及“宏大叙事合法性机制的衰落”（ Lyotard, 1984: xxiv ）。

此外，还应明白，对 20 世纪种族迫害史的亲历可以让我们深刻理解“他者”的遭遇与痛楚，进而在普遍人性的基础上缔建和平……总而言之，人与人之间的共同之处远远多于相异之处，我们有能力进行对话、互相尊重。如果我们不想再犯错误，就必须在普遍人性的规范下约束自己的行为（ Gilroy, 2004: 3-4 ）。

白种人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拥有这种肤色的人通常被视为外在于“种族”和族裔的存在。人们划分种族的标准，往往只适用于除白人之外的其他人种。白人性仿佛是人类社会的一种规范，而其他肤色的种族或族裔不过是对这种规范的偏离而已。这表明白种人占据着特权地位。

反常的立场、反常的解读，还有反常的快感都隶属于某个独特的接受空间（space ）；该空间既与异性恋空间分庭抗礼，又被后者吸纳、包容。然而，对文化的“酷儿式接受”（reception ）常常无视为大多数人所践行的、非黑即白的核心性别身份门类，使解读者得以置身俗世之外。无论你将自己认同为女同性恋者还是女异性恋者，都不妨碍你“反常地”体验《红河》（Red River ）与《虎豹小霸王》（Butch Cassidy and the Sundance Kid ）等兄弟片[13] （film ）中蕴含的男男情欲意味；同样，如果你是一位男同性恋者，也可以“反常地”喜爱《拉弗娜与雪莉》（Laverne and Shirley ）、《凯特与艾莉》（Kate and Allie ）以及《黄金女孩》（The Golden Girls ）中女性角色之间的爱恋关系——这与异性恋意识形态所言之“跨性别身份”无关，而仅仅是对美好的人类情感的接合。

也就是说，表达的一切权力，包括它为什么有意义、为什么具有权威性和有效性、为什么要求其他表达与自己保持一致，等等，都取决于其对业已存在的结构的引证。

尽管彼得 · 什温格（ Peter Schwenger ）曾指出“一个男人对男性气质（ masculinity ）问题考虑得越多，其自身的男性气质就越弱……真正的男人关心的是实际的问题而非抽象的概念，而且绝不会忧心忡忡于自身的性取向（ sexuality ）”

。。。我笑死了，那我们老中可太没有男性气质了

去传统化主张女性如今已从传统女性身份中解放出来，因此完全有能力通过自省（ self-reflexively ）创造新的角色；而新自由主义话语强调建基于消费者选择行为的自由市场才是女性建构新身份的充分保障。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大众文化拖了女性主义的后腿。大众文化对女性主义的破坏主要体现为它在承认女性主义价值的同时，却又强调在当下这个女性已有充分自由塑造个人生活的世界里，这种“主义”其实已无存在的必要。

此外，赫米斯还反对关于女性与消费关系的主流理论。她所提出的“解读策略”理论拒绝将女性阅读杂志的行为不加拒斥地视为获取权力的象征。相反，她声称，我们应当仅仅将对女性杂志的消费理解为女性“获取权力的短暂瞬间”（ 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