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现代性话语的女性主义者潜在地认为自己的使命在于让那些无力看清女性杂志等媒介文本之危害性的芸芸众生开窍。她们需要被启蒙,需要优质的女性主义文本将自身从虚假意识的泥淖中解救出来,从此远离女性杂志,过上毫无欺骗的生活。只有在这种生活里,女性才可能找到真正的幸福”(同上)。
栏目主持人(以及杂志)扮演着“妇女之友”的角色,以杂志为中心将女性读者团结起来,同时却并不提供必需的知识,使读者得以看清女性共同社会状况的历史。于是,整个过程充满讽刺,令人感慨——杂志在女性读者之中周旋,期待并鼓励她们靠个体的力量去解决总体性的问题(同上)。
现在也是这样吧,明明是母亲带男童进厕所的问题是公共设施不完全,但最后演变成一部分女性努力捍卫“厕所不应该有男性”,一部分母亲努力解释“自己不放心孩子安全”....
欲望通常来自日常生活之外,可对于大多数女性而言只能通过一种日常生活行为获得满足,那就是购物。女性杂志、文章广告、时尚信息、家居装饰、烹饪化妆……上述种种所竭力兜售的,乃是一种既成功且怡人的女性气质。只有采纳了某些建议,或购买了某些东西,才能成为一个更好的恋人、更好的母亲、更好的妻子以及更好的女人。
因此,就目前的讨论来看,厌恶《豪门恩怨》者和喜爱《豪门恩怨》者之间的斗争是不平等的,原因在于前者有群氓文化意识形态的强势话语做后盾,而后者需在此强势话语内部的种种严苛限定之内做出有限的抵抗。
把《豪门恩怨》换成耽美,把群氓文化换成厌女....
一方面,“讽刺的”观众在对“群氓文化有害论”了然于胸的前提下仍可问心无愧地享受收视的快感;另一方面,“厌恶的”观众无法让自己“身陷感情的冲突,因此也就不会沦陷于《豪门恩怨》的诱惑”( 101 )。
诚如洪美恩所言:“他们的理由,归结起来,无非是‘《豪门恩怨》显然很糟糕,因为它是群氓文化,正因如此我才厌恶它’”( 95-96 )。意识形态正是通过此种方式来为人们提供慰藉和确信:“它所需要的只是用那些多余、细致且个人化的解释作为补充,因为其自身已经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貌似合理合法、有说服力的阐释模型”( 96 )。
正因电视观众有能力将自己的日常生活与屏幕上那个德州豪门联系起来,我们才可言称《豪》剧体现了“情感现实主义”。也许我们并不是有钱人,但我们和剧中的富家子弟之间存在着共通之处:悲欢离合,生老病死,诸如此类。那些认为该剧现实的观众,有的将注意力集中在叙事的独特性(“外延”)上,有的则关心剧情主题的普遍性(“内涵”)。
她援引艾莉森 · 莱特( Alison Light )的观点来支撑自己的结论,声称女性主义的“文化政治既不应成为‘焚书之立法机构’”,也不该掉入“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道德主义窠臼。“不难想象……芭芭拉 · 卡特兰 [6] ( Barbara Cartland )有本事将你变成女性主义者。阅读从来不是一种简单的欺骗性活动,而是一个……充满活力且变化多端的过程” [7] (转引自 Radway, 1994: 220 )。
在洪美恩看来,女性主义者不应扮演高高在上的引路人的角色,而莱德威就犯了这样的错误——她坚持认为“只有读者放弃自己心爱的言情小说并摇身变为女性主义活动家,‘真正’的社会变迁才会来临”( 585 ),而洪美恩在其本人所著之《观看〈豪门恩怨〉》中就明确表明两者(阅读言情小说和女性主义)并非互斥关系。对此,我们将在下一小节中展开讨论。莱德威的“先锋女权政治”只会导致“一种政治上的道德主义,处心积虑地让‘她们’向‘我们’靠近”。
不过,莱德威在一个问题上态度鲜明,那就是女人绝非怀着对父权制的满足之情阅读言情小说。读书的过程包孕着乌托邦式的抵抗,激发着女性读者对一个更好的世界的热望。不过,言情小说的叙事结构往往传达着相反的意蕴,暗示男性的暴力和冷漠其实都是爱意的表达,只待适宜的女性出面释码,最终赢得男性之爱。这表明一旦女性学会了正确理解,父权制就不再是个问题。
喜欢读书的“好”女孩并非“天然”存在,与之对立的“想在 16 岁那年辍学”的“坏”女孩也是由文化建构出来的。如果只是简单地将文本视为二元对立结构加以分析,那么由此结构而生的种种权力关系的前提就会牢牢站稳脚跟。因此,我们绝不能“仅仅调和对立双方的矛盾……个别词语控制了其他词语……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要想将二元对立彻底解构,我们必须颠覆整个等级制( hierarchy )”( 1978b: 41 )。
@unagi 快乐快乐!
所以大概是看书号
《银河英雄传说2》《视差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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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他现在看到的宇宙,七扭八歪、摇摇欲坠,同他一样得不到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