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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历史运动的加速和那些不能理解这一运动的人像我们的人民一样因恐惧而发狂，并被纳入庞大的“爱国”群氓中，那他们何时才能理解此前没能理解的事物呢？

希特勒主义不得不以同样激进的事物来应对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总是动用暴力；希特勒主义就以暴力回应之。在大众的思想中，一直清晰和强烈的是，共产主义真正绝对的敌人是民族社会主义，后者是唯一能以同样手段应对它的敌人。

在二战后美国占领克罗嫩贝格期间，美国支持项目的一些最热心的组织者都是纳粹支持项目的最热心的组织者。这类人中的一些人试图掩盖过去的罪行或错误；但他们中的大部分只是任何人支持项目最热心的组织者而已。

在一个因其公务员的高效和忠诚而著称的国家中，纳粹动用很少很少的人就操控了所有一切。

纳粹主义强加给他们的公共责任——在他们选择成为纳粹分子时，他们并不情愿承担它们——超出了他们的能力。

希特勒以死拯救了我朋友最好的自我。

在美国，不存在——或被压抑——上述的那种自我意识。属于我们文化的欧洲学生们都把我们的平等主义引为一种追求，而且是一种昂贵的追求，它造就了一个与其选民没有明显不同的国家领导层。如果每个人都是小人物，那就没有人是小人物。但民族社会主义的兴起包含了精英和奴隶的两种冲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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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

他有一本《我的奋斗》 (Mein Kampf ） ( 谁没有呢？），但他从未打开过 ( 谁打开过呢？）。

我们寻找到这类抗议形式不只是要理解它的缘由和它的乌托邦渴望，而且还要了解如何才能最好地推动它发展，让它最终有所成果。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就已经未战先败了；而且至少在浪漫小说这个问题上，我们就得承认，我们无法创造出一个不必依靠阅读来获得替代性愉悦的世界。

在那儿，男性既不残忍也不冷漠，不会汲汲以求于外部的世界，也不会警惕与女性亲密的情感联系。这种幻想同时指出，传统婚姻所提供的安全和保护也不会损害女性的自主或自信。

故而，当女性把阅读浪漫小说的行为视为一种手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抗文化强加予她们的角色时，话语本身却通过把这种角色描刻为一种可随心所欲且受个人掌握的个体选择，而非外界强加的必行职责（ necessity ），进而极力强调它的可取之处、合乎常情和百般有益。

毕竟婚姻制度是父权制和异性恋霸权的合谋嘛

读者在不断参与其中的过程中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自己，女主人公那样的爱情真的有可能出现在她所处的这个世界里。于是她教导自己相信，男性完全能够满足女性的需求。

通俗浪漫小说这种奇特的叙述结构似乎也满足了读者的如下渴望：即便是神话或幻想，它也仍有存在的可能，因为它是在一个显然“真实”的世界里，以一种合理的方式发生在一个相当可信的人身上。

这两个看似对等的群体间的互动形式营造了一种假象：擅于讲述故事者和长于接收故事者之间能够进行自发且直接的沟通，并且这些有关于她们自己的故事，其意义不只明确无误，而且双方早就了然于心，因为她们之前就已经“听闻过”。

这一类的小说重点在于验证，而不是提供新的经验，所以结局是否圆满才会那么重要。

因此，我们或许可以确切地说，在桃特和她的顾客相信是“真实”的那个世界里，她们的活动自有一套经验主义认识论的原则和规程指导着，而她们现在也将这同一套原则和规程带进了阅读活动之中。

她们认为，“优”与“劣”这样的评估术语只适用于评价特定小说所讲述之故事的质量。不管我多么频繁地要求读者详细说明文笔好与差的作品之间存在的区别，我得到的答案却总是差不多：不是关于情节设置的独特性，就是谈及男女主人公讨人喜欢的个性。

这点感觉和起点文学很像啊，主要服务的还是情节，情节提供经历，经历提供感情价值....

事实上，理想的浪漫小说并未禁绝女性的情欲。但它总是被小说的种种假定给束缚住了手脚，比如父权制、异性恋和男性人格这类前提是绝对无可置疑的。

那确实男同女同小说天然有突破这一些桎梏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