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鳗鱼 也是一只自由泳的小鸟 @[email protected]

有时候，含糊不清或故意保持模糊的不是名词的主词，而是附加于名词的修饰词，尤其是定语，例如“中国不搞西方那一套多党国会三权分立”（什么是“西方”）

！！我他妈，我这几天看到好多人说“西方”双标，“西方”伪善的时候我就很想问一问你们说的西方到底是什么！我还打了好长一段话，但感觉太偏激了所以没有发出来。

“斗争”是一种有争辩的字词，人们对是不是非要斗争，看法肯定不同。“文革”后的宣传已经基本上放弃了这类“坏词”。此后创造的新说法有一个新的共同特点，那就是用一些根本不容争辩的“好词”。没有人会说不该改革开放、不该和谐、不该代表。问题是，这些好词中可以塞进与它们应有的意思相违背的东西。如果和谐用来消除来自社会的合理批评，和谐就会变成不和谐；如果改革开放用来辩护社会不公正，开放就会为腐败打开大门；如果代表用来强迫人民被代表，代表就会变得不代表。

当群体因为政治动荡或信仰变化，对某些词语唤起的形象深感厌恶时，假如事物因为与传统结构紧密联系在一起而无法改变，那么一个真正的政治家的当务之急，就是在不伤害事物本身的同时赶紧变换说法……就是用新的名称把大多数过去的制度重新包装一遍。用新名称代替那些能够让群众想起不利形象的名称，因为它们的新鲜能防止这种联想。‘地租’变成了‘土地税’，‘盐赋’变成了‘盐税’，如此等等。

在许多情况下以及在许多特殊的场合，言辞中的词汇所传达的并不是它们在字典中定义的含义。定义只是一个词的“指示意义”或“本意”（denotation），在此之外，还有另外一种词义，那就是“联想意义”（connotation）。例如，“祖国”的定义只是一个人在公民身份上所归属的国家，但联想意义却极为丰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联想，强烈程度也完全不同。联想意义是感情的，而不是理智的。勒庞指出，“说理与论证战胜不了一些词语和套话”，因为这些词语和套话的定义不明，但联想意义却特别强烈，特别富有感染力和传染性。

这本书不同译本名字差别好大，我看的是英语，翻译成 Death and the Penguin。中文是《企鹅的忧郁》，感觉有一点小小的剧透？总之让我想起憂鬱的臺灣烏龜…德语翻译是 Picknick auf dem Eis（冰上野餐），很可爱的感觉，德语最先这么译了，后来荷兰语意大利语和乌克兰语也是这么翻的。法语就 Le Pingouin 简单粗暴。俄语原文 Смерть постороннего 提了死亡但完全没提到企鹅。
反正感觉不管是先知道书里涉及死亡还是知道企鹅忧郁了，都会对观感有一些影响，但是也能做好准备。《冰上野餐》就非常人畜无害，完全不知道里面会发生什么…

老人起身时，维克托再次留意到他没穿鞋子。
“您不会着凉吗？”他问。
“不会，”皮德佩利向他保证，“我做瑜伽。我有一本书里头很多图片，印度的瑜伽师傅都打赤脚。”
“那是因为印度没有冬天，鞋子又贵，”维克托说着走出屋外，“再见啰。“

好！好！笑！
#СмертьПостороннего #企鹅的忧郁 #读书

https://bgme.me/@MyCyberMemory/107906940913793115
神 tm “疯狂搜索中”和“献出自己的身体”…

竟然 Fischbein（鱼骨）也是一个姓…

听众是谁，这是说理首先需要确定的，因为这会影响到实际的说理策略、方式，并使得说理具有说服或宣传的不同性质。例如，20世纪60年代曾经有过一场大张旗鼓的中苏两党论战，其实双方都不是为了说服对方（那是不可能的），而是为了争取第三者的同情和支持。然而，并没有多少国际的第三者对这种恶狠狠的论战感兴趣，因此，论战实际上是用来作为一种对内宣传的手段，是针对那些根本无须说服的国内老百姓的。

为什么衣服总是洗不完，为什么脏衣篓里总是有衣服？

媒体对社会事件作真实、及时的报道，对公众了解他们直接经验以外的世界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只有当个体能够把各自经历的事情你一桩我一桩地通过媒体告诉别人时，不同个体的现实经验才有可能共同累积到一个足以使人们注意和重视某个社会问题的程度，也才能使他们共同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在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个体的经验都具有公共意义，每个个体的看法也都可能发挥公共舆论作用。

看到某些人讨论让苹果电脑屏幕不要休眠的小技巧，我彻底迷惑了，我的问题在于我明明设置了休眠时间，但它就是不休眠。。

They were better-fed here, but their good life was that of guinea-pigs in a laboratory.

You might well think that the management of such a vast number of prisoners would have required an equally vast army of guards and supervisors. In fact, whole weeks would pass by without anyone in an SS uniform so much as appearing inside the barrack-huts. It was the prisoners themselves who policed the camp-cities. It was the prisoners themselves who supervised the internal routine, who made sure that the rotten, half-frozen potatoes ended up in their own saucepans while the good-quality ones were set aside for army supply-bases.
The prisoners themselves were the doctors and bacteriologists in the camp hospitals and laboratories, the caretakers who swept the camp pavements. They were even the engineers responsible for providing the camp with light and heat, for maintaining the motorized transport.

The people with green stripes on their jackets, the thieves and burglars, were a privileged caste: the authorities relied on them to supervise the politicals. Giving common criminals power over political prisoners was yet another innovation of National Social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