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鳗鱼 也是一只自由泳的小鸟 @[email protected]

今天去了杜塞的日本节，食物饮料贵的发指（一碗乌冬面15欧没有配料一杯软饮料4～5欧）。

整个河边挤满了穿着廉价的cosplay服装或者是化纤浴衣的白人，宅男身上浓烈的体臭和无处不在的烟味大麻味混在一起，我都快呼吸困难了。

唯一想看的JPOP音乐舞台，我走了半小时去看，结果到了才看到是两个穿着龙珠t的秃头宅男大吼动漫音乐。草坪上到处都是拿着破音响放10年前动漫Thema song的人，呆了一小时之后我果断回家。

几年前来参加过日本节，当时德国人还没有这么恐怖和狂热。人群里大部分都是对亚洲日本一无所知的猎奇跟风式Japan lover，特别是男的，好多人光着身子举着free hug free sex的牌子到处骚扰。。感觉今天回来我对德国亚裔生存环境又悲观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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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她们是骑手的外包：每单2块 为攒房贷或熬社保】对外卖骑手来说，在用餐高峰走进华强北70层以上的摩天大楼，进入错综复杂的电梯迷宫，意味着订单将大量超时。一群五十来岁的阿姨接过送餐最后一棒，在午高峰爬几十层楼梯，收取两块钱一单的代送费。在一群快步移动的跑楼阿姨中间，谢明霞的努力很醒目。车流之中，她先预判出外卖骑手停车的位置，飞奔过去拦下对方，催促着问：几楼几楼？然后拽下餐盒，出示付款码，在餐袋上记下房间号，几个动作一气呵成。骑手送餐到华强北，阿姨们一哄而上：“给我！”“我来！”骑手扫码付款之前，一切都乾坤未定，已经拿到手里的餐，很可能别人一扯就抢走了。
这里是赛格广场，深圳知名摩天大楼，楼高355.8米，有72层，号称华强北宇宙中心。跑楼大妈的主战场，就在楼下狭窄的马路。大厦里面错综复杂，走过一个路口，又出现一个路口。仅在45层，就至少有16部电梯。还有几个神秘电梯，没有标识，它们通往哪里，资深人士才清楚。这钱只能阿姨挣，赛格广场的一位保安说，楼下不让停电动车，高峰时段送餐几乎没有其他选择。骑手间也有句话——没有跑楼阿姨，全都得“挂壁”，“午高峰电梯打死都上不去，一上一下时间耽误完，手里的单子一堆红（即将超时），就没法干了”。
张玉英是个年过60的瘦小阿姨，走路不快，患有退行性关节炎，偶尔会得到一些骑手的偏爱，多给一块钱——因为她拿到一两单就立刻送。不像其他阿姨，嘴上喊着“这就送”，往大厦挪几步，等骑手走了，又回到马路边继续接单。单多了就放地下，攒到实在拿不动了才上楼去送，这是跑楼阿姨的一种常见战术：送餐耽误抢单，一趟多送点效率才高。
但另一些骑手觉得两手空空的阿姨最慢，若是自己给出了第一单，就要等最久，不如给拎着很多餐的阿姨，看起来很快就会出发了。如果阿姨拖上二三十分钟，甚至一小时才送，会为骑手招来罚款，一条差评罚50，投诉200，超时被取消罚500。这是专送骑手最怕的，但不找阿姨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她们人虽然不在骑手系统中，效率早已被计算进去。
把餐交给跑楼阿姨之后，大多数骑手就点了“送达”。72层的楼高和跑楼阿姨的劳动，一起隐入云端，似乎在系统里消失了。提前点“送达”是违规行为，但一些骑手是这样理解这件事的——酒店里的送餐机器人，把餐交给机器人，输入房间号，给顾客打电话，然后点送达，“这些阿姨不就是相当于那些送餐机器人吗？”在赛格工作的大多数打工人，早已习惯了代送的存在和更长的等待时间，顾客的默许，也为这片江湖的生长提供了空间。
70岁的冯泉满头灰发，来深圳已经30年了，是跑楼江湖中为数不多的男性。他之前在外企工作，每月有5600元退休金，保安见过他跟老外讲英语。女儿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后来生了病，家里一直在花钱。他借弟弟的身份证跑了七八年外卖，跑到弟弟也年过55，超龄了。冯泉再想找工作，什么也找不到，“我做代送最恰如其分”。
张玉英之前在煤矿上做保管员，跟老伴原本有一笔积蓄，两人退休金加起来每月有7000块。直到儿子要在深圳买房，他们交了首付，剩的钱也被儿子拿去炒股，还欠了亲戚朋友的债。反正付着利息，儿子不着急还，张玉英受不了负债，做代送攒下的，就先还一部分。两代人因为金钱观爆发了冲突，老两口从儿子给租的房子里搬出来，从房租2000的房子搬去650的，同在一个城市，也极少跟儿子联系。
谢明霞的大孙子上小学后，她离开了赛格，过去帮忙照顾，老伴还留在深圳。等孩子放暑假，她还打算回赛格挣钱。谢明霞今年52岁，老伴57岁，社保缴费都不够年限，每月保险要交两千多，加上房租生活费，固定支出近五千，“怎么也要坚持几年，熬到领养老金。”多年攒的积蓄，都用在老家盖房子。但多数时间，她住在赛格附近的出租屋，十平方左右，摆一张上下铺，阳台被改成两块，一块是厨房，一块是厕所。每天出门前，她会给老公冰好一瓶水，此外最要紧的是把垃圾扔掉，不然会招老鼠。
跑楼的时候，赛格广场的楼道里一条广告反复播放：“我相信努力就会是人生赢家”。为了多挣几块代送费，谢明霞就是这样做的——她在系统中不存在的70层高楼里跑得飞快，和飞奔的城市融为一体。 #洞见计划 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原文>> 网页链接 https://3g.k.sohu.com/t/n794686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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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读KC Davis关于性同意的一期播客，觉得她和嘉宾都谈得特别好，讨论了很多nuance的具体情境(不仅仅是权力不对等下的“同意”)，而且核心始终在“人”而不是僵化的rules，是不同的具体的人在不同的时间/情境下的不同做法。

嘉宾谈到“同意/say yes/consent”的不同level这个我觉得蛮有启发的。她大致分成三块：wanting、willing、enduring，然后举了个开车去机场接人的例子：超开心自己想要去的是wanting，没什么主动意愿但觉得能帮到朋友并且也有空因此去的是willing，半夜三点被叫起来超不开心的是enduring。哪怕最后都说了yes，但feeling是完全不一样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willing并不一定是坏的，它可以是一种珍贵的gift，而它的珍贵在于给予者不觉得是enduring/出于任何习俗礼仪的被迫。

KC说的opt-in mode vs. opt-out mode也很有意思。刚开始dating是opt-in mode，一切都需要先通过沟通来opt-in一场尚未发生的性行为；长期伴侣是opt-out mode，在彼此已经差不多摸清楚彼此的偏好/习惯之后，opt-out一场已经initiated的性行为。后者可以work的前提是“信任”：一方信任自己能坦率表达自己opt-out的意愿并且信任对方能接受这个表达然后无条件stop。而这个信任当然不是平白无故天上掉下来的。这一点也让我突然想通了“爱一个人就是给予ta伤害自己的权利”说法的问题：伤害不可能经由任何方式被合理化/正当化，爱是信任对方不会伤害自己、无意伤害了也会在自己say no的时候立刻stop。这种信任需要被earn并且应该随时可以revoke。

还有一个往往没有得到充分讨论的点她们也展开了。同意/consent不是一个有/没有它就决定一切的“咒语”、不是一串(免责的)checkboxes，而是一个practice、是体察对方的consent具体是什么(wanting? willing? enduring?)。她们谈到的sexual ethics非常重要：即便你said yes，对方在发现你in pain后会因为尊重你的feeling而stop(除非是双方事前对特定kink有详尽的预期和沟通)。或者说，像任何工具一样，consent只是一个support人的沟通的、必然有局限性的工具。Tools不应该override人的feeling本身。

Struggle Care | Is Consent Black and White? (Maybe Not!) with Sarah Casper
https://www.strugglecare.com/podcast-rss/85-is-consent-black-and-white-maybe-not-with-sarah-casper

https://www.xiaoyuzhoufm.com/episode/66550a68df560e533491682f?s=eyJ1IjogIjVmOWY2ODg2ZTBmNWU3MjNiYmY1MmQwMiJ9

一/三
"乔治奥威尔的妻子Eileen是一位出生于英国的女作家和编辑，她生于1905年，是一位医生的女儿，书香门第。她在牛津大学获得了英文学士学位，然后又在ucl获得了教育学研究生，在那个年代能够获得这样教育背景的女性真的是人中凤凤。她1935年与奥威尔结婚之后就没有为人熟知的作品了，在1945年就早早因为子宫颈癌去世了。《Wifedom》这本书不仅是Eileen的生平本身，也关于这样的一位女性是如何被从奥威尔的叙事中被抹去的——这样的抹消，如果你要给奥威尔写一个传记，你要把他光鲜亮丽的身份立住，甚至是给男性作家被允许的道德困境的话，Eileen的贡献必须被抹去因为她既是他的妻子，也是她的女佣，他的编辑、经理和灵感来源，而且经常是他们家唯一的收入来源，她全方位地创造了奥威尔作为一个作家所需要的所有条件，甚至在很多程度上是他的共同创作者和他的养料。

在奥威尔参加西班牙内战的时候，如果你只去看他写的作品，你会觉得Eileen什么都没有干，只是在后方待着，等他回后方的时候陪他一下……但其实Eileen是奥威尔当时所在党派在西班牙的工作人员，她要管理前线战友的后勤信件、要务，还是这个党派的报社和电台的制作人。她的同事对她评价非常高，任务她是LP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最讽刺的是，间谍会认为她是重要目标。所以是Eileen在大量的时间内和间谍、监控去周旋……是Eileen在被“清洗”时带着他们的文件和护照逃出的办公室，半夜酒店房间被便衣冲进来翻个底朝天，她就默默地坐在床上看着他们翻，她坐的床的床底下藏着他们的护照、文件和好几把机关枪。是Eileen在这样全方位的兼容下生活了非常久，而她的经历被吸进了《1984》……她作为管宣传的工作人员，在和propaganda之间的关系、她的观察很多经历变成了奥威尔的书非常重要的养料……《Wifedom》的作者对这样的“隐身”的比喻是“魔术师的大变活人戏法”。比如奥维尔写自己回了酒店，房间里坐这两位国际纵队的人，这两个人怎么进来的呢？他们来干嘛呢？是因为他们要和Eileen谈事情。或者他写突然有一场交火，我赶紧给Eileen打电话问她的安危，接起电话的是党派的负责人，这是因为Eileen和负责人在交火的中心位置，而奥威尔自己去吃饭并且逃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