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说，我不喜欢看见尤金娜——每当见到她时，我总会惹上一点不愉快的和尴尬的事情。她不断出一些怪事。有一次，我在列宁格勒的莫斯科车站（莫斯科车站是列宁格勒主要车站之一）。“啊，喂，喂，上哪儿去？”“上莫斯科，”我说。“啊，太好了，太巧了。我在莫斯科有一个音乐会，但是我去不了了，劳你驾代替我去开这次音乐会吧。”
这个料想不到的建议当然使我吓了一跳。我说：“我怎么能代替你？我不知道你的节目，而且这么做也太出奇。干吗要由我去代替你演奏？”

梅耶霍尔德的另一条规则，帮助我比较平静地对待别人对我的作品的批评。这是梅耶霍尔德的第三课，不仅仅对我，对于别人也一样有用。梅耶霍尔德不止一次指出：假若一个作品使所有人都感到满意，那就应该认为它完全失败了。另一方面，如果所有人都批评你的作品，那么这个作品里也许还有些有价值的东西。要是人们对你的作品展开争论，有一半观众拍手称好，另一半想把你撕成两半，那么，你就是真正成功了。

斯大林出口就是法律，领袖和导师连书面指示也用不着下。没有下命令，只要表示一下愿望就够了，干吗要禁止？那样的话在历史上留下的形象可就不那么高贵了。最好是像斯大林那样，仅仅问一下：“在艺术剧院上演《哈姆莱特》有必要吗？嗯？ ”这就够了。这出戏取消了，而那位演员却酗酒致死。

人们在辩论自由恋爱问题。当时辩论很流行，他们辩论 “一杯水主义”。常有人说，性交应当像喝一杯水那样简单。 在列宁格勒青年工人剧院，有一出戏里，女主人公说唯一重要的是满足性欲，可是老从同一只杯子喝水却令人厌烦。

《第四交响乐》是 写成后二十五年才演奏的。是不是这样反而更好，我不知道。 我不大相信音乐作品应该搁在地上等待时机的理论。要知道， 交响乐不是中国的腌蛋。

肖斯塔科维奇和王小波的幽默感有一些相似之处​​

当时，人人写检举信。作曲家也许用五线谱纸写，音乐学家用白纸写。就我所知，从来没有一个告密者有所悔悟。五十年代中期，有些被捕的人，总算运气好活了下来的人，开始回来了。其中有些人看到他们的所谓档案，包括检举信在内。如今，检举者和过去的囚犯在音乐会上相遇了。有时候他们互相鞠一个躬。

看过很多描写熟人互相告密的内容，但为什么只有肖斯塔科维奇写起来语气这么轻松​​

俄国惨惨，一开始沙皇喜欢瓦格纳，所以全国追捧瓦格纳，结果一战突然爆发，大家都唾弃瓦格纳。战后风向慢慢变了，斯大林喜欢希特勒，瓦格纳又受到全国的追捧，结果二战突然爆发，瓦格纳再次惨遭唾弃…
#战争中没有女性 里也有提到对待德国音乐的矛盾态度… https://rhabarberbarbara.bar/@unagi/107539139091698632

这是一部二幕悲剧，带序幕和尾声，正如我们看到的，历史在重演。一个人在一生中能看到同一出闹剧重演两次、三次，如果你运气好，能在我们这个多事的时代活上六十多年，跳过几个可怕的障碍物的话，你还能看到第四次。
每一次跳跃都要你使尽最后一分力气，都使你认为这是你最后一次跳跃了。但是结果是生命还没有完，你可以休息一下，放松一下。接着，他们让你把这出老闹剧再看一次。你不再觉得它滑稽了。但是你周围的人在笑，这种粗俗的表演，年轻人是第一次看到。向他们解释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懂。你想在看客里找些和你同样岁数的人，他们知道，懂得，你可以和他们聊聊。但是一个也找不到，已经死光了。而幸存的人都蠢透了，也许这正是他们所以能幸存的原因。也许是他们装傻，这样也有用。

最好不要谈什么纠正错误了，因为只会越纠正越糟。更重要的是，我喜欢“恢复名誉”这个词。当我听到“为死者恢复名誉”时，我更受感动。但是这也没有什么新鲜。有一个将军向尼吉拉一世诉苦说，有个轻骑兵诱拐了他的女儿，甚至结了婚，但那将军反对这门亲事。皇帝想了一会，说：“我命令，这次婚姻无效，大家要认为她是处女。”
不知怎么的，我还是不觉得自己像个处女。

原来 rehabilitation 还有恢复名誉的意思…

即使祖国是这样一个国家，一个糟糕的、不可爱的国家，不像亲生母亲，倒像后娘，然而人们还是想念她，寂寞之情溢于言表。

格拉祖诺夫年轻时得过性病。是帝
国玛丽亚剧院的某芭蕾舞女演员传染给他的。他在和那个舞蹈员的关系上极为不幸。据说，他为此消沉颓丧，到亚琛去求治疗。那是著名的德国疗养地，梅毒患者都到那里去。

亚…亚琛？​​

随便查了一下，应该不是什么医院而是亚琛的温泉​​
可惜我在亚琛辣么多年都没泡过那里的温泉

不久，尤金娜收到一个装了两万卢布的封袋。有人告诉她，这是在斯大林的明确指示下送来的。于是她给他写了一封信。我听她说过这封信。我知道这件事看上去简直不可相信，但是，尤金娜虽然有许多怪癖，我还是可以说一句：她从来不撒谎。我相信她说的事是真的。尤金娜在她的信中写了这样的话：“谢谢你的帮助，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我将日夜为你祈祷，求主原谅你在人民和国家面前犯下的大罪。主是仁慈的，他一定会原谅你。我把钱给了我所参加的教会。”
尤金娜把这封自取灭亡的信寄给了斯大林。他读了这封信，一句话也没说。他们预期他至少要皱一下眉毛。当然，逮捕尤金娜的命令已经准备好了，只要他稍微皱一皱眉头就能叫她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斯大林一言不发，默默地把信放在一边。旁边人等着的皱眉头的表情也没有出现。
尤金娜什么事也没有。他们说，当领袖和导师被发现已经死在他的别墅里的时候，唱机上放着的唱片是她所演奏的莫扎特协奏曲。这是他最后听到的东西。

…好大胆啊！！好喜欢 ​

典型的西方记者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令人讨厌的、极为玩世不恭的人。他需要赚钱，根本不在乎别的事。这些好干涉人的家伙个个都要我“大胆”地回答他的愚蠢的问题，当他们听不到他们想听的东西的时候，这些先生就生气。我为什么非要回答不可？他们是谁？我为什么要拿自己的生命冒险？而且是为满足一个根本不把我放在心上的人的肤浅的好奇心而冒险！昨天他对我还一无就知，明天他就会连我的名字也忘了。他有什么权利指望我对他坦率和信任？

名气同样响亮的人道主义者肖伯纳又怎么样？这个人说过：“你用‘独裁者’这个名词吓不倒我。”当然罗，肖伯纳有什么可害怕的？他所住的英国没有独裁者。

自己干自己的事，不要伤害人，要努力帮助人。不要想一举拯救全人类，要从救一个人开始。 这要难多了，要帮助一个人而又不伤害另一个人是很难的难事。难到了难以相信。唯其如此，才产生了拯救全人类的欲望。于是，不可避免地，你在这条路上发现，全人类的幸福取决于能否毁灭几亿人。不过如此，区区小事。

权力是马雅可夫斯基的最高道德标准。他精通克雷洛夫寓言中的一句话：“对于强者来说，错的永远是弱者。”不过克雷洛夫这句话是以谴责和嘲笑的口吻说的，而马雅可夫斯基则把这句话奉为至理名言，照此行动。

巧了，有人对也是从这个角度理解“落后就要挨打”的。

日丹诺夫后来宣布：“如果当初我们在作品中以绝望和没有信心的精神去培育年轻人，那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那就是：我们伟大的卫国战争不可能取得胜利。”这下子把他们吓坏了。试想，左琴科写了一篇短篇小说，苏维埃政权就可能垮掉。肖斯塔科维奇再写一部交响乐，国家就可能遭受美帝国主义的奴役。

笑死了，肖斯塔科维奇讽刺功力好强啊。完全可以套在国内对文化作品审查的态度上。

@unagi 早安鳗！​​

@ChuckL 我在回家的路上！

@unagi ！！注意脚下！不要摔跤！​​

@ChuckL 在车上！

@ChuckL 想吃带菠萝的披萨​​

@unagi 哈哈哈哈会被意大利人骂的！（管他呢就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