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一只自由泳的小鸟
人们赞美肖斯塔科维奇为天才。
接踵而来的是灾难。斯大林到剧院看了《麦克白夫人》，离开时一腔怒火。1936年1月28日一篇置人于死地的社论《混乱而
非音乐》在党报《真理报》上出现，事实上是由斯大林口授的。
“听者从歌剧一开始就被接连不断的故意安排得粗俗、混乱的音响惊住了。片断的旋律和刚萌芽的乐句被撞击声、挤压声和嘶叫声淹没，刚逃逸出来又再次被淹没。这种音乐令人无法卒听，要记住它是不可能的。”
呃，我竟然对这种不直接禁掉而是先写一篇评论的做法感到吃惊，感觉…还蛮有文化的？？
是否对应现在的水军…但最高领导人也不可能口述水军文案吧
斯大林私下对肖斯塔科维奇作了一个永远有效的决定：不逮捕肖斯塔科维奇[…]在俄
国的文化历史中，斯大林与肖斯塔科维奇之间的这种特殊关系是有其深远的传统的：沙皇与颠僧之间，以及沙皇与为了生存而扮演颠僧角色的诗人之间的爱憎交错的“对话” 具有一种可悲的激烈色彩。
斯大林一挥手就能创造或毁灭整个文化运动，个人的声名更不在话下了。《真理报》的文章是对肖斯塔科维奇和他的同志
展开一场阴险的攻击的开端。
我不搞 cp 但我总感觉这里有人可以代？？
对不住了…
在一个统治者对他的子民掌握着绝对的生杀大权的国家里，斯大林对肖斯塔科维奇备加折磨和公开侮辱；然而，几乎同时，他又奖给他最高的称号和荣誉。看来似乎荒谬，然而事实上，荣誉和屈辱都给这位作曲家带来了无人可及的声名。
“这不是音乐；这是高电压的神经电流，”一位深为《第五交响乐》所感动的听众说。
一边听肖斯塔科维奇一边看这本书的我连连点头。
爱伦堡后来在回忆战争年代时认为那是苏联创作工作相对自由的时期：“你可以描写悲剧和毁灭”，因为反正是外国人——德国人——的罪过。在和平时期，艺术必须是晴朗的乐观主义，像肖斯塔科维奇的 “安魂曲” 肯定要受到歼灭性的批判。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战争拯救了这位作曲家。
事实是，战争帮了忙。战争带来了巨大的悲伤，使生活非常非常艰难。无限悲伤，无数眼泪。但是战前的日子更加艰难，因为人人都是暗自悲伤。[…] 我认为战争年代对艺术来说是富饶的年代。不是到处都这样。在别的国家，战争很可能要干扰艺术。但是在俄国——由于一些可悲的原因——艺术却繁荣了。
每次这本书里提到“地下刊物”我都特别起劲
一位教授正在课堂上讲人证问题时，突然一个流氓冲了进来，教室里顿时大乱，接着便打起来了。他们叫来了警卫。警卫带走了捣乱者。教授要学生们从头讲讲刚才发生的事情。
结果，每个人说的都不一样。对格斗的情形，各有各的说法，对流氓的模样也各有各的描写，有人甚至坚持说来了几个流氓。
最后，教授揭穿说这件事是假戏，是为了说明，未来的律师应当知道目击者的证词究竟有多少价值。他们全都是目力很好的年轻人，然而对刚刚发生的事情却说得各不相同。见证人有时是老年人，说的是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那又怎么能期望他们说得准确呢？
好生动的课堂
但是格拉祖诺夫像这样大发雷霆是少有的。太少了，也许反而不好了。那么多没有说出来的事情积在心里，那么多令人疲惫和烦恼的事像重担一样压在精神上。你必须，你“必须”卸下你精神世界的负担，否则就有崩溃的危险。有时候你只想尖声叫喊，但是还是控制了自己，只是说出了一些毫无意义的话。
不论在什么环境中，你必须始终想办法工作。有时候工作能拯救你。例如，我可以说工作救了格拉祖诺夫，他忙得永远没有时间想到自己。
令人惊奇的是，有些音乐学家怎么会这么懒。他们写的书使人读了觉得脑子里如有蟑螂在爬。
好毒的嘴
我们怎么能在外国人面前丢脸呢？
这只是显出我们卑视外国人和一切外国东西。病态的藐视是病态的谄媚的另一面。在一个人的灵魂中，藐视与谄媚是并存的。马雅可夫斯基是典型的例子。在他的诗中，他蔑视巴黎和美国，但是他却喜欢去巴黎买村衫，而且，如果爬到桌子底下去才能拣到一支美国钢笔的话，他也会愿意爬的。
利亚多夫年轻时拉小提琴，后来放下小提琴去弹钢琴，可是后来又不弹了。他对作曲课漫不经心，比方说，给他的作业是写一首赋格，他事先就知道自己写不成。他会告诉和他住在一起的姐姐：“我没写完赋格就别给我饭吃。”吃饭时间过了，赋格还没写。利亚多夫的姐姐——一个善良的妇女——说：“你没完成作业，我不给你饭吃。你自己叫我这样做的。”“随你便，” 我们这位不凡的年轻人回答说：“我去和阿姨一起吃饭。” 说完就走了。
总的说，我不喜欢看见尤金娜——每当见到她时，我总会惹上一点不愉快的和尴尬的事情。她不断出一些怪事。有一次，我在列宁格勒的莫斯科车站（莫斯科车站是列宁格勒主要车站之一）。“啊，喂，喂，上哪儿去？”“上莫斯科，”我说。“啊，太好了，太巧了。我在莫斯科有一个音乐会，但是我去不了了，劳你驾代替我去开这次音乐会吧。”
这个料想不到的建议当然使我吓了一跳。我说：“我怎么能代替你？我不知道你的节目，而且这么做也太出奇。干吗要由我去代替你演奏？”
梅耶霍尔德的另一条规则，帮助我比较平静地对待别人对我的作品的批评。这是梅耶霍尔德的第三课，不仅仅对我，对于别人也一样有用。梅耶霍尔德不止一次指出：假若一个作品使所有人都感到满意，那就应该认为它完全失败了。另一方面，如果所有人都批评你的作品，那么这个作品里也许还有些有价值的东西。要是人们对你的作品展开争论，有一半观众拍手称好，另一半想把你撕成两半，那么，你就是真正成功了。
斯大林出口就是法律，领袖和导师连书面指示也用不着下。没有下命令，只要表示一下愿望就够了，干吗要禁止？那样的话在历史上留下的形象可就不那么高贵了。最好是像斯大林那样，仅仅问一下：“在艺术剧院上演《哈姆莱特》有必要吗？嗯？ ”这就够了。这出戏取消了，而那位演员却酗酒致死。
人们在辩论自由恋爱问题。当时辩论很流行，他们辩论 “一杯水主义”。常有人说，性交应当像喝一杯水那样简单。 在列宁格勒青年工人剧院，有一出戏里，女主人公说唯一重要的是满足性欲，可是老从同一只杯子喝水却令人厌烦。
《第四交响乐》是 写成后二十五年才演奏的。是不是这样反而更好，我不知道。 我不大相信音乐作品应该搁在地上等待时机的理论。要知道， 交响乐不是中国的腌蛋。
肖斯塔科维奇和王小波的幽默感有一些相似之处
当时，人人写检举信。作曲家也许用五线谱纸写，音乐学家用白纸写。就我所知，从来没有一个告密者有所悔悟。五十年代中期，有些被捕的人，总算运气好活了下来的人，开始回来了。其中有些人看到他们的所谓档案，包括检举信在内。如今，检举者和过去的囚犯在音乐会上相遇了。有时候他们互相鞠一个躬。
看过很多描写熟人互相告密的内容，但为什么只有肖斯塔科维奇写起来语气这么轻松
俄国惨惨，一开始沙皇喜欢瓦格纳，所以全国追捧瓦格纳，结果一战突然爆发，大家都唾弃瓦格纳。战后风向慢慢变了，斯大林喜欢希特勒，瓦格纳又受到全国的追捧，结果二战突然爆发，瓦格纳再次惨遭唾弃…
#战争中没有女性 里也有提到对待德国音乐的矛盾态度… https://rhabarberbarbara.bar/@unagi/107539139091698632
这是一部二幕悲剧，带序幕和尾声，正如我们看到的，历史在重演。一个人在一生中能看到同一出闹剧重演两次、三次，如果你运气好，能在我们这个多事的时代活上六十多年，跳过几个可怕的障碍物的话，你还能看到第四次。
每一次跳跃都要你使尽最后一分力气，都使你认为这是你最后一次跳跃了。但是结果是生命还没有完，你可以休息一下，放松一下。接着，他们让你把这出老闹剧再看一次。你不再觉得它滑稽了。但是你周围的人在笑，这种粗俗的表演，年轻人是第一次看到。向他们解释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懂。你想在看客里找些和你同样岁数的人，他们知道，懂得，你可以和他们聊聊。但是一个也找不到，已经死光了。而幸存的人都蠢透了，也许这正是他们所以能幸存的原因。也许是他们装傻，这样也有用。
最好不要谈什么纠正错误了，因为只会越纠正越糟。更重要的是，我喜欢“恢复名誉”这个词。当我听到“为死者恢复名誉”时，我更受感动。但是这也没有什么新鲜。有一个将军向尼吉拉一世诉苦说，有个轻骑兵诱拐了他的女儿，甚至结了婚，但那将军反对这门亲事。皇帝想了一会，说：“我命令，这次婚姻无效，大家要认为她是处女。”
不知怎么的，我还是不觉得自己像个处女。
原来 rehabilitation 还有恢复名誉的意思…
即使祖国是这样一个国家，一个糟糕的、不可爱的国家，不像亲生母亲，倒像后娘，然而人们还是想念她，寂寞之情溢于言表。
格拉祖诺夫年轻时得过性病。是帝
国玛丽亚剧院的某芭蕾舞女演员传染给他的。他在和那个舞蹈员的关系上极为不幸。据说，他为此消沉颓丧，到亚琛去求治疗。那是著名的德国疗养地，梅毒患者都到那里去。
亚…亚琛？
随便查了一下，应该不是什么医院而是亚琛的温泉
可惜我在亚琛辣么多年都没泡过那里的温泉
不久，尤金娜收到一个装了两万卢布的封袋。有人告诉她，这是在斯大林的明确指示下送来的。于是她给他写了一封信。我听她说过这封信。我知道这件事看上去简直不可相信，但是，尤金娜虽然有许多怪癖，我还是可以说一句：她从来不撒谎。我相信她说的事是真的。尤金娜在她的信中写了这样的话：“谢谢你的帮助，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我将日夜为你祈祷，求主原谅你在人民和国家面前犯下的大罪。主是仁慈的，他一定会原谅你。我把钱给了我所参加的教会。”
尤金娜把这封自取灭亡的信寄给了斯大林。他读了这封信，一句话也没说。他们预期他至少要皱一下眉毛。当然，逮捕尤金娜的命令已经准备好了，只要他稍微皱一皱眉头就能叫她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斯大林一言不发，默默地把信放在一边。旁边人等着的皱眉头的表情也没有出现。
尤金娜什么事也没有。他们说，当领袖和导师被发现已经死在他的别墅里的时候，唱机上放着的唱片是她所演奏的莫扎特协奏曲。这是他最后听到的东西。
…好大胆啊！！好喜欢 
典型的西方记者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令人讨厌的、极为玩世不恭的人。他需要赚钱，根本不在乎别的事。这些好干涉人的家伙个个都要我“大胆”地回答他的愚蠢的问题，当他们听不到他们想听的东西的时候，这些先生就生气。我为什么非要回答不可？他们是谁？我为什么要拿自己的生命冒险？而且是为满足一个根本不把我放在心上的人的肤浅的好奇心而冒险！昨天他对我还一无就知，明天他就会连我的名字也忘了。他有什么权利指望我对他坦率和信任？
名气同样响亮的人道主义者肖伯纳又怎么样？这个人说过：“你用‘独裁者’这个名词吓不倒我。”当然罗，肖伯纳有什么可害怕的？他所住的英国没有独裁者。
自己干自己的事，不要伤害人，要努力帮助人。不要想一举拯救全人类，要从救一个人开始。 这要难多了，要帮助一个人而又不伤害另一个人是很难的难事。难到了难以相信。唯其如此，才产生了拯救全人类的欲望。于是，不可避免地，你在这条路上发现，全人类的幸福取决于能否毁灭几亿人。不过如此，区区小事。
@unagi 他还要先begründen.... 
@unagi “国家不幸诗家幸”？
丑耳朵集团 丑相伴 到永远
@ChuckL 我在回家的路上！
@unagi ！！注意脚下！不要摔跤！
读苏联作品就是，呃，既视感蛮强的。以下摘录的两段是序里面的：
* 人们知道比记日记或写信更妥当的办法。这是叶琼芳从英文翻译过来的，译得有些奇怪，原文是 people knew better than to keep diaries or hold on to letters。俄文原文似乎没有保存下来，首先是在美国出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