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小狗 ​ @[email protected]

叔本华( Schopenhauer ）评论音乐是“又﹣个世界”。这句格言显示了艺术和通俗文化之间具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一个是通过具有自立性的媒介来使洞察力更为敏锐，另一个仅仅是借用工具来
重复给定的事实，这二者是有差别的。

人们从小就被教育，要关心他们自己的荣誉、财产、朋友，甚至还要关心他们朋友的财产和荣誉。他们被各种事务、语言学习和体育锻炼所淹没；并且，他们还被教育要明白这点：除非他们的健康、荣誉、财产以及他们朋友的这些东西都很好，否则他们就不会幸福，并且只要缺少了任何一项，都会使他们不幸。他们就这样被强加了种种顾虑和事务，使得他们从天一亮就得忙个不停一一你也许会惊呼，这真是一种让他们幸福的奇怪方式！

艹，好幽默，乐一下..

这些自发的评论强调了一直贯穿于现代的两个主题：一方面，是对促进个体社会化的任何机制持肯定态度；另一方面，是对个体的精神和道德状况的关注，因为个体正艰难地生存于休闲活动的制度化形式巨大的压力之下。

现在还是会有这两个主题的争论，但后一方面更多落脚在碎片化信息给个体带来的影响。

文学也许会为社会辩护，也许会公然反抗社会，但是它不会仅仅是被动地记录社会。但是，无论是文学艺术家还是社会学家，他们为我们塑造的形象都是依赖于人的，因而也是有偏见的阐释。

文学具有特殊的价值，它不仅显示了人的社会化行为，而且展示了这种行为发展的社会化过程；它不仅说出了个体的经验，而且阐释了这种经验的意义。

《文学、通俗文化和社会》

如果一个人阅读过一个民族的文学，即使之前对这个民族的历史一无所知，这个人也能辨别出这个民族曾经是怎样的；如果一个人了解一个民族的历史，即使之前对这个民族的文学一无所知，这个人也可以很有把握地假设，这一民族的历史构成了其文学的基本特征。

我不想杀人，我不是天生就要杀人的。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教师。但是，当我看到法西斯怎样烧毁我们的村庄，我既不能尖叫，又不能哭出声来：我们那次是被派出执行侦察任务，恰好到了这个村子。我能做的，只有用力咬住自己的手，我的双手至今还留有那时候的伤疤，咬到手都出血，咬到肉里了。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人们是怎样尖叫，牲畜是怎样尖叫，家禽是怎样尖叫……我觉得连牛羊鸡鸭都发出了人的尖叫声。所有生命都在尖叫，痛苦地号叫。

两天之后，我们派到城里去的侦察员，带回了一个可怕的消息：队长全家人都被吊死了。就在紧接着这件事之后打响的那场战斗中，我们队长也牺牲了……没人清楚他是怎么死的，很出人意料。但我觉得，他是自己想去死……

对于我来说，什么是出乎意料的？就是她们谈论死亡比谈论爱情更直白。她们总是不把有些话说到底，好像在防止什么，每次都在某个界限处停住，警惕地守着底线。

我有时在采访后回到家，内心有一种想法挥之不去：痛苦就是一种孤独，像聋子一般地与世隔绝。有时我又感觉到，痛苦是一种特殊的知识类别，是人生中无法以另一种方式表达和保存的东西，我们尤其如此。我们的世界就是这样建立的，我们也是这样成长的。

我们是有追求的……我们不愿意人家这样说我们：“哈，瞧这些妇女！”我们比男人更加努力，还必须证明自己并不比男性差。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人们还是傲慢而居高临下地对待我们：“这些小娘们儿也去打仗了……”如何去做一个男人？成为男人是不可能的。我们的想法是一回事，我们的自然属性又是一回事。我们有生理特点……

我一直打到了柏林，在德国国会大厦上写下几个大字：“我，索菲娅 · 孔采维奇，来到此地，是为了消灭战争。”
我看到无名烈士墓，都会在墓前下跪。在每一个无名烈士墓前……都只是下跪，不说一句话……

他常对我们说，战争期间需要的是军人，只是军人。当然是需要军人……可是我也还想做美女嘛……整个战争期间我都很害怕，生怕腿受伤，我有一双美丽的长腿。

1941 年年底，我收到阵亡通知书：丈夫在莫斯科保卫战中阵亡了，他是飞行中队长。我很爱我的女儿，但还是把她送给丈夫的家人抚养，自己就申请上了前线上前线的前一晚……我在女儿的小床边上跪了一整夜

后来上面举办了护士训练班，父亲赶紧把我和一个妹妹送去。那年我十五岁，妹妹十四岁。爸爸逢人就说：“我是为胜利尽最大贡献了……献出我亲爱的女儿……”当时根本没有其他的想法。

你的女儿才不是你的所有物

而这个真相，在我从小就熟悉的“我们是胜利者”的简短定论中却没有立锥之地。现在，仿佛发生了剧烈的化学反应：那些昂扬激情原来是一种最短命的物质，很快就消融于活跃而复杂的人类命运之中。

您听我说，我还想到这样的问题。战争打了几年？四年。这么久啊……什么鸟儿啦、花儿啦，我全不记得了。其实，它们仍然是存在的，可是我确实想不起它们来。事情就是这般奇怪，是吧？……为啥要有彩色的战争电影啊？战场上一切都是黑色的。要说有另一种颜色，那就是血色，只有鲜血是红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