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攻击性的争论来看待说理,这是中国权力话语长期潜移默化的教育结果,形成了一种相当普遍的话语习惯。在它那里,发表言论是“出击”,是“痛打落水狗”,凡是不同意见者都是敌对一方,自己说的都是真理,敌对一方的则全是谬论。
唔,我到现在才明白“女拳”一词的侮辱含义…因为我一直觉得有力量是一件好事,我自己也喜欢打拳(物理意义上),所以如果我不把这个词当侮辱的话它就侮辱不到我。但事实上这个词对女性和公共讨论的污名化不是我忽略就可以消失的,使用这个词的人把正经的探讨歪曲成单方面的“出击”,整个谈话就失败了。
虽然我也有点怀疑使用这个词的人有没有想到这层意思…我觉得他们更像“出击”的那一方。
这里面还写到《雷锋日记》里雷锋说的“处处听党的话,坚决地、无条件地做党的驯服工具。”作者认为这是雷锋日记里自己写给自己看的,所以他愿意怎样想都可以。但如果要求“学雷锋”的话,那就是公共对话了,就不能把雷锋的话摆出来完事,而是要对这些话加以论证。
啊我觉得这个角度好对!政治书里就总是记记背背历任领导人的话,“必须”,“坚决”,但是又什么论证也没有,最多加一句“前人论证过了,是绝对正确的”,这根本就不是科学啊?中国的政治学不是科学吗?政治学的英语是 political science,德语是 Politikwissenschaft 呀?
没想到我对政治挺感兴趣的,即刻开始看 Einführung in die Politikwissenschaft(?
当一个政党(顾名思义是一种小群体)的观点要传达给它之外的社会人群时,“我们之间”的同志关系就必须转换为“我(们)与你(们)”的平等公民关系,原先不一定需要的“说理”也就变得非要不可了。但是,现实的情况是,政党的观点被直接放到社会中去,并要求其他人群像党员一样对之加以接受,这在中国几乎已成为惯例。“我们之间”和“我(们)与你(们)”这两种不同话语严重混淆,使得“我与你”的平等公共说理话语一直无法在中国得以确立。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朋友有一次跟我说过她跟德国同学交谈的时候对面用到 wir(我们)这个词,非常明确地是指代了对面自己的小圈子,而不包括她,她一开始以为也包括她所以产生了一些疑惑。我在听到德铁说 Wir verabschieden uns von den Fahrgästen die hier aussteigen 的时候,也总是在想这里的 wir 到底是指德铁工作人员还是指包括乘客的“让我们”。我理性觉得是前者,但我总忍不住往后者联想,因为感觉很熟悉这样的话语。不区分“我们之间”以及“我们与你们”,大概是从小养成的坏毛病。
日记无论写得多好,多么有文采,有学问,都是一种自言自语、自说自话的话语。因此,没有谁会对没有发表的日记提出公共说理的要求。但是,日记(或其他形式的私人写作)一旦发表出版,并且有了开导、影响别人的企图,那它就已经进入了公共话语的领域,因此也必须接受“说理评估”的检验。
我这里的主要联想是在毛象上到底要不要参与别人的讨论或者指出别人的谬误,因为有时候不太好区分对方究竟是想发泄情绪,还是在讨论或者试图“开导、影响别人”。
作者前文提到了私域和公域的区分,比如和别人聊天或者自己酝酿想法的时候的零碎语言相当于“草稿”“笔记”,属于私域,这个时候不考虑读者。而后整理成写给别人看的文字的时候就要考虑读者的看法了,这个属于公域。我认为网络上的发言大多是混合的,毛象默认限字 500,看起来不像是一个能够好好说理的字数,很多人拿来当日记或者小范围群聊用,发表一些随意的自说自话或者不严谨的说理。但依旧会被一部分本来没有被预计在受众里的人看到的。
我个人还是希望默认情况是大家可以大胆地发出评论,至于评论会不会被博主认真对待是博主的事情,反正博主有拉黑的自由。对此有特殊要求的博主,比如一般不欢迎陌生人前来指导,或者上网就是想放松而不想说理的话,应该在简介里写明。我觉得“指导”应该对双方(加粗)来说都是个好事,但这当然是在双方都比较愿意接受不同观点的情况下,其他的太困了不想写了。
When addressing politics, we must accustom ourselves to think and speak about the actions and interests of specific, named leaders rather than thinking and talking about fuzzy ideas like the national interest, the common good, and the general welfare.
唔…虽然大概不是一回事但我联想到德媒报道中国的什么决议的时候,不说“中国”而总是说“北京”,报道俄罗斯也不说俄罗斯,而是“克里姆林宫”